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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周金文中因为有十三月存在，在静簋所在的穆王时，应该是年终置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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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铭文中的两个干支日连续出现，应是同一年中的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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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卯”不管是否属于“初吉”，但应是六月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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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大家同意上述四个条件，“初吉”在静簋中的含义就是清楚的。六月的丁卯日距八月的庚寅日按六十干支表顺序计数，应为85天，如果六月的丁卯是初一日的话，八月的庚寅就是二十五日；若六月的丁卯是初六日的话，八月的庚寅就是三十日；若六月的丁卯是初七日的话，八月就没有庚寅了。所以六月的丁卯只可能是六月的1—6日，而八月的庚寅就只能是八月的25—30日。因为年中置闰已排除，六月初至八月底最多90天，最少87天，这说明即或有“连大月”或“连小月”出现，也不会改变这个分析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静簋中的两个“初吉”，其中之一的“初吉”，必然在月末几天出现。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初吉”是可以在月末几天出现的。金文中在一件器上记录两个“初吉”，静簋是惟一的一例，而在这仅有的一件铜器铭文中就明确地出现了“初干吉日说”的反证，这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是在一件器内出现两个“初吉”，它不存在王世、时代不同的问题。又因为是在一年中的接续很近的两个月，也回避了跨年度计算时要考虑的许多复杂因素。这件几乎排除了各种未知因素干扰的铜器资料，是研究“初吉”含义的十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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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证二：元年师兑簋（图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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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元年师兑簋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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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格康庙，即位。同仲佑师兑入门，立中廷。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疋师龢父左右走马、五邑走马。赐汝乃祖市五黄、赤舄。兑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皇祖城公簋，师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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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师兑簋（图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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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三年师兑簋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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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大庙，即位。伯佑师兑入门立中廷。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余既命汝疋师龢父左右走马，今余唯申京乃命，命汝走马。赐汝秬鬯一卣、金车：、朱虢、靳、虎冪熏裏、右轭、画、画、金甬，马四匹、鋚勒。师兑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朕皇考釐公簋，师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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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师兑簋两器两盖共四篇相同的铭文，三年师兑簋两器一盖共三篇相同的铭文，其中元年簋一盖铭容庚云伪[14]，三年簋盖铭结尾部分字残，但二者都不会对释读铭文造成影响。上海博物馆现藏元年簋、三年簋各一套。四簋七篇两组铭文字体接近，形制花纹相似，作器者同为师兑，过去人们都认为它们是同一王世且元年、三年连续的两组器。元年簋铭首为“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三年簋铭首为“唯三年二月初吉丁亥”，两组铭文的干支如连续计算，在不置闰月的情况下，甲寅如为初一，丁亥就是十五日；元年与三年间如置一闰月，甲寅必须是十七日时，三年二月才有丁亥。说明不论是否有闰月存在，两个“初吉”总有一个要超出“初干吉日”，而在月的中旬出现。这两组铭文与静簋铭文成为“初吉初干吉日说”有力的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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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两组铭文采取位置互换的办法避免其成为“初吉初干吉日说”的反证，这个办法是根据李学勤先生的研究得出的。李学勤先生在1998年4月发表《论师兑簋的先后配置》一文[15]，文中以新出虎簋盖与师虎簋铭文的关系为例，考察元年与三年师兑簋铭文内容，得出三年簋在前，元年簋在后，两器分在两王的结论。随后，彭林先生发表《也谈师兑二器的排序问题》，李朝远先生发表《关于元年、三年师兑簋的先后顺序》，不同意李学勤先生的观点，两位先生认为三年簋的职官走马是正职，元年簋的职官是副职，仍以元年在前，三年在后，两器一王为正确。李学勤先生在1998年6月又发表《细说师兑簋》一文[16]，进一步申论原有的观点，但没有正面回答彭、李两位的主要论据：即铭文中元年师兑的官阶低于三年师兑。我们认为两簋铭所记职官位置哪一个高是问题的关键，这一点明确了，自然应该职位高的在后，职位低的在前，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为了降职来作器纪念。元年簋师兑所管辖是“疋师龢父左右走马、五邑走马”，三年簋师兑管辖的是“司走马”。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字“”，过去从字形到字意，始终未得到很好的解释，现将记有“”字的资料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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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钟“用于公室仆佣臣妾小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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