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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字多见于西周中晚期器铭，不见于西周早期器。从上引19条材料看，此字多数情况下与“”字合用，有十三例称“”，有一例称“官”，有两例称“疋”、有三例单称“”。金文语词多有省简之例，此处省简的痕迹似为：官——。李学勤先生将“”字释为“管理”，其实“官”、“”都有管理的含义，若将“”字也释为“管理”，在“官”和“”句中，就嫌重复。按接在此动词后面的宾语多非一种人，常为多种人并列。如“公室仆佣、臣妾、小子”（逆钟）、“康宫王臣妾、百工”（伊簋）、“西偏东偏仆御、百工、牧、臣妾”（师簋）、“王家臣妾、仆佣”（宰兽簋）等。宰兽簋云“康宫王家臣妾仆佣，外内毋敢无闻知”，故知叔夷钟、鎛单言“命于外内之事”，蔡簋“疋对各，死王家内外”，不言“臣妾、仆佣”，而只言“外内”，实际含义是一样的，也应包括管理仆佣臣妾等。另外像“公族参有、小子、师氏、虎臣，朕亵事”（毛公鼎）、“公族、卿事、太史寮”（番生簋）等管理的也是众多执事。我们试将整个辞语（包括官——三种词形）释为“总管理”，而将“”字的字意释为“总”，这样来读上述诸文例，无不文通意畅（当然，这只是释意，字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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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於“”字的解释可以成立的话，两个师兑簋的职官高低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元年师兑簋“疋师龢父左右走马、五邑走马”是命其协助师龢父騄总管理左右走马和五邑走马。而三年师兑簋“命汝走马”是命其总管所有与走马有关的事务，即管理包括左右走马、五邑走马以及其他有关马政事务等的全部马政，而不是去协助别人管理马政了。当然是后者的职官大于前者，这个关系明确了，其他关系都是次要的，至于说因为三年簋在重复以前的任命时，漏掉了“五邑走马”一句，就必须改变两簋的前后次序，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改变造成了更大的不通，就是造成了“降职贬官而做器纪念”的荒谬结果，这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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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证明了“初吉”可以出现在月中旬和下旬，《报告》为“初吉”限定的“初干吉日”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本来这个说法从训诂学上来讲，就犯了“添字解经”的忌讳，因为在“初”与“吉”之间硬加一个干支的干，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按我们的理解，“初吉”是“每月第一个吉日”，这个吉日很可能是通过占卜得到的，如1980年湖北随县出土的叔壶所云“择厥吉日丁，作叔尊壶，永用之”[35]。这样得到的“初吉”之日，当然多数会出现在月初，但却不能否认有月中和月末的“初吉”存在的可能。湖北穀城出土的兒罍记有“唯正月初、冬吉”一句[36]，“冬者，终也”，可证明此时记时词语中，在正月里有“初吉”和“终吉”两个“吉日”，这对我们认识“初吉”一词的含义很有启发（该器对研究“初吉”的重要性，张政烺先生早在数年前就对刘雨指出过）。这些“初吉”日在当时人们可能有历书查考，是明确的，但是对几千年后的今天来讲，是完全无法找出它的规律来的，我们应当毫不惋惜地舍弃这些材料，因为对“月相辞语”的解释不同，会导致整个金文历谱的不同安排。只要看一看《报告》所拟的“金文历谱”，以及前此出现的各种历谱，与谱不合者多数为“初吉”这个现象，就应该明白，主要是各历谱使用了不可能完全入谱的“初吉”资料，造成了排谱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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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相词语涵义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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