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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历法中所使用的诸如“既生霸”、“旁生魄”、“既死霸”、“旁死霸”、“既望”等月相词语，关于它们的含义，学术界目前研究工作还做得很不够，难以有较公认的看法。《报告》在同一个“金文历谱”中，文献中月相词语后往往说“越几日干支”，这些干支日说明前面的月相词语肯定是定点的某一天；而在金文中大量月相词语是指代若干天的一段时间，显然是不定点的[37]。这里把三条文献资料与金文资料混排在一起，实在不伦不类。如上所述，这里文献的记时办法与金文的记时办法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系统。而且，再可靠的文献资料毕竟是二手的，它的史料价值是不能与金文等同的。《报告》的“金文历谱”两说并存，在同一个“金文历谱”中，不定点说与定点说杂陈并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只能说明“工程”的专家们对这些词语的确切含义是不甚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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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离谱与勉强不离谱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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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仅承认在其所拟定的历谱中有师簋“初吉”排在二十日，与历谱不合，另有克、伊簋干支有错，需改干支才能与历谱相合。实际仔细阅读该历谱，不合者当不止这些，如《毕命》的朏日出现在五日，十分费解。无㠱簋“初吉”十一日，十三年壶“初吉”十一日，三年师兑簋若不与元年师兑簋对调，“初吉”将是十五日等，都已超出“初干吉日”的范围。另有王臣簋“初吉”在朔前一日，师望簋“初吉”朔前二日，番菊生簋“初吉”朔前二日，善夫山鼎“初吉”朔前二日，虢季子白盘“初吉”朔前一日等，需引入“平朔”概念看待历日方可与谱相合。天文学家一般认为西周时还没有朔的概念，当然更谈不上有“平朔”与“实朔”相区别的概念，这些朔前历日合历是很勉强的。再有，小盂鼎是一件十分著名的康王标准器，其历日年代是可以读出来的，依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四）释文为“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唯王廿又五祀”（图六）。但因与《报告》所拟定的《历谱》不合，就干脆摒弃不用。看来《报告》所拟定的这个“金文历谱”，是主观排他的产物，凡与其观念不合的资料都遭到不公正的排斥，为了维护这个主观的观念，几千年前的铭文干支可以改写，珍贵的标准器小盂鼎铭文可以摒弃不用，两个师兑簋可以不顾其内容，随意颠倒其前后顺序，这些做法已超出学术研究水平高低的范围，而是学风不诚实的表现。仅管如此，现在所谓的“金文历谱”中，离谱的器和勉强不离谱的器仍达十余件之多，与前此出现的诸种历谱，不相伯仲，至多是五十步百步之别，这样水平的历谱，本身的问题如此严重，恐怕很难担负起检验断代工程所拟定的年代方案是否正确的重任。可以断言：断代工程的所谓“金文历谱”研究，还在摸索阶段，距离可以拿出来为学术界使用的水准相差还很远。我们认为短时间研究不清楚某些问题，得不出合理的结论，可能是方法有待改进，也可能是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这是科学研究中常有的情况，多听听不同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不断进行试验，也许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实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老实承认这个现实，向读者如实讲清研究的进展情况，也可以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最可怕的是强以不知为知，甚至不惜故意误解科学资料，以求符合主观设想，制造伪科学结论。综观工程对金文历谱的研究，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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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陈梦家先生小盂鼎释文手稿（竖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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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周的历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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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以为周人长期以来生活在一个农耕社会里面，为了生产的需要，他们会很注意对天象的观测，因而可能具有较高的历法水平。从金文留下的记录看，他们对天象的观测，尤其对月相的观测，是十分注意的。但较之后世的历法，水平仍是很有限的。请看下述金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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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鼎 唯十又三月庚寅 [38] 西周早期 臤 尊 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 [39] 西周早期 遣 卣 唯十又三月辛卯 [40] 西周早期 小臣静卣 唯十又三月 [41] 西周中期 牧 簋 唯王七年十又三月 [42] 西周中期 吴虎鼎 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 [43] 西周晚期 上述铭文反映出在西周时期周人历法实行的是年终置闰，闰月安排在一年的末尾十二月之后，称十三月，并未实行无中气置闰的年中置闰法。更有甚者，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114号墓出土一件叔夨方鼎，铭首一句称“唯十又四月”。该鼎是西周早期铜器（图七、左）[44]，考释诸家异口同声称其为“西周独此一件”，似乎可以例外不计处置。据我们查阅，西周金文中还有一件邓公簋，铭首第一句也称“唯十又四月”（图七、右）[45]，与叔夨方鼎铭全同，该簋无器形著录，但从其“王在侯”三字的肥笔看，应是西周早期或中期器。另外，宋代的金文书籍里还著录一件下鄀雍公鼎，首句铭文为“唯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图八）[46]，宋代的《集古录跋尾》云该器出土于“陕西商洛”地区，故又名其为“商洛鼎”。《考古图》公布的器形是蹄足圆鼎，颈部饰窃曲纹，腹部饰大波浪纹，颈部与足部带扉棱，与小克鼎、史颂鼎、晋侯邦父鼎等相似，是典型的西周晚期形制；又“既死霸”是只有西周时期才使用的记时词语，金文中概无例外，《集成》将其定为春秋早期器，显然不妥，应将其改定为西周晚期器。虽只有这三件器记有十四月，但考虑到金文记特殊月份的几率并不大，比如整个西周金文中能够确认的“十三月”也只发现六条。而这三件十四月铭文却分布在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整个西周时期，应该承认它如实地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历法水平。这时年终仅置一闰，无法全部协调阴阳历之间的误差，有时需在年终安排十四月来进一步协调误差。其实，这并不奇怪。春秋时代还常常有失闰的记录，西周时的置闰就更容易出现闰而不尽的情况，对几千年后的我们来说，其规律实在是难以掌握的，古人在什么情况下置十三月？什么情况下置十四月？西周人根据什么来安排闰月？恐怕我们一时还说不十分清楚。闰法是历法的基础，闰法不明，又硬要推算历日，其结论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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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叔夨方鼎与邓公簋铭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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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宋《考古图》著录的鄀公鼎器形和铭文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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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骨文五次月食与1046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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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工程对甲骨宾组五次月食卜辞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工程”首先由古文字学者从字体上认定宾组五次月食均属武丁晚期到祖庚之间，根据新的卜辞分期分类，排定了五次月食的顺序。再由天文学者加以计算，在1500BC到1000BC之间，找出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的惟一可能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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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未夕月食120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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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夕月食1198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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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未夕向庚申月食1192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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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申夕月食118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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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夕月食118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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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甲骨学家研究，癸未夕月食、［甲］午夕月食、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属武丁时期，壬申夕、乙酉夕月食延至祖庚时期。结合《史记·殷本纪》记“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武丁元年应该是从公元前1192年向前推59年，即1250BC，武丁在位时间自然就是1250BC—1192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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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竹书纪年》记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商积年为273年，这是大家都接受的，其实，到此为止，按“工程”所定的盘庚迁殷1300BC减去273就可以直接得出克商年1027BC的结果。而“工程”却绕了一个大圈子，又是天文，又是考古，经过一番复杂的研究，得出一个1046BC来，把一个本来十分简单明了的问题，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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