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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字多见于西周中晚期器铭，不见于西周早期器。从上引19条材料看，此字多数情况下与“”字合用，有十三例称“”，有一例称“官”，有两例称“疋”、有三例单称“”。金文语词多有省简之例，此处省简的痕迹似为：官——。李学勤先生将“”字释为“管理”，其实“官”、“”都有管理的含义，若将“”字也释为“管理”，在“官”和“”句中，就嫌重复。按接在此动词后面的宾语多非一种人，常为多种人并列。如“公室仆佣、臣妾、小子”（逆钟）、“康宫王臣妾、百工”（伊簋）、“西偏东偏仆御、百工、牧、臣妾”（师簋）、“王家臣妾、仆佣”（宰兽簋）等。宰兽簋云“康宫王家臣妾仆佣，外内毋敢无闻知”，故知叔夷钟、鎛单言“命于外内之事”，蔡簋“疋对各，死王家内外”，不言“臣妾、仆佣”，而只言“外内”，实际含义是一样的，也应包括管理仆佣臣妾等。另外像“公族参有、小子、师氏、虎臣，朕亵事”（毛公鼎）、“公族、卿事、太史寮”（番生簋）等管理的也是众多执事。我们试将整个辞语（包括官——三种词形）释为“总管理”，而将“”字的字意释为“总”，这样来读上述诸文例，无不文通意畅（当然，这只是释意，字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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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於“”字的解释可以成立的话，两个师兑簋的职官高低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元年师兑簋“疋师龢父左右走马、五邑走马”是命其协助师龢父騄总管理左右走马和五邑走马。而三年师兑簋“命汝走马”是命其总管所有与走马有关的事务，即管理包括左右走马、五邑走马以及其他有关马政事务等的全部马政，而不是去协助别人管理马政了。当然是后者的职官大于前者，这个关系明确了，其他关系都是次要的，至于说因为三年簋在重复以前的任命时，漏掉了“五邑走马”一句，就必须改变两簋的前后次序，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种改变造成了更大的不通，就是造成了“降职贬官而做器纪念”的荒谬结果，这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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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证明了“初吉”可以出现在月中旬和下旬，《报告》为“初吉”限定的“初干吉日”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本来这个说法从训诂学上来讲，就犯了“添字解经”的忌讳，因为在“初”与“吉”之间硬加一个干支的干，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按我们的理解，“初吉”是“每月第一个吉日”，这个吉日很可能是通过占卜得到的，如1980年湖北随县出土的叔壶所云“择厥吉日丁，作叔尊壶，永用之”[35]。这样得到的“初吉”之日，当然多数会出现在月初，但却不能否认有月中和月末的“初吉”存在的可能。湖北穀城出土的兒罍记有“唯正月初、冬吉”一句[36]，“冬者，终也”，可证明此时记时词语中，在正月里有“初吉”和“终吉”两个“吉日”，这对我们认识“初吉”一词的含义很有启发（该器对研究“初吉”的重要性，张政烺先生早在数年前就对刘雨指出过）。这些“初吉”日在当时人们可能有历书查考，是明确的，但是对几千年后的今天来讲，是完全无法找出它的规律来的，我们应当毫不惋惜地舍弃这些材料，因为对“月相辞语”的解释不同，会导致整个金文历谱的不同安排。只要看一看《报告》所拟的“金文历谱”，以及前此出现的各种历谱，与谱不合者多数为“初吉”这个现象，就应该明白，主要是各历谱使用了不可能完全入谱的“初吉”资料，造成了排谱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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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相词语涵义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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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历法中所使用的诸如“既生霸”、“旁生魄”、“既死霸”、“旁死霸”、“既望”等月相词语，关于它们的含义，学术界目前研究工作还做得很不够，难以有较公认的看法。《报告》在同一个“金文历谱”中，文献中月相词语后往往说“越几日干支”，这些干支日说明前面的月相词语肯定是定点的某一天；而在金文中大量月相词语是指代若干天的一段时间，显然是不定点的[37]。这里把三条文献资料与金文资料混排在一起，实在不伦不类。如上所述，这里文献的记时办法与金文的记时办法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系统。而且，再可靠的文献资料毕竟是二手的，它的史料价值是不能与金文等同的。《报告》的“金文历谱”两说并存，在同一个“金文历谱”中，不定点说与定点说杂陈并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只能说明“工程”的专家们对这些词语的确切含义是不甚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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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离谱与勉强不离谱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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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仅承认在其所拟定的历谱中有师簋“初吉”排在二十日，与历谱不合，另有克、伊簋干支有错，需改干支才能与历谱相合。实际仔细阅读该历谱，不合者当不止这些，如《毕命》的朏日出现在五日，十分费解。无㠱簋“初吉”十一日，十三年壶“初吉”十一日，三年师兑簋若不与元年师兑簋对调，“初吉”将是十五日等，都已超出“初干吉日”的范围。另有王臣簋“初吉”在朔前一日，师望簋“初吉”朔前二日，番菊生簋“初吉”朔前二日，善夫山鼎“初吉”朔前二日，虢季子白盘“初吉”朔前一日等，需引入“平朔”概念看待历日方可与谱相合。天文学家一般认为西周时还没有朔的概念，当然更谈不上有“平朔”与“实朔”相区别的概念，这些朔前历日合历是很勉强的。再有，小盂鼎是一件十分著名的康王标准器，其历日年代是可以读出来的，依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四）释文为“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唯王廿又五祀”（图六）。但因与《报告》所拟定的《历谱》不合，就干脆摒弃不用。看来《报告》所拟定的这个“金文历谱”，是主观排他的产物，凡与其观念不合的资料都遭到不公正的排斥，为了维护这个主观的观念，几千年前的铭文干支可以改写，珍贵的标准器小盂鼎铭文可以摒弃不用，两个师兑簋可以不顾其内容，随意颠倒其前后顺序，这些做法已超出学术研究水平高低的范围，而是学风不诚实的表现。仅管如此，现在所谓的“金文历谱”中，离谱的器和勉强不离谱的器仍达十余件之多，与前此出现的诸种历谱，不相伯仲，至多是五十步百步之别，这样水平的历谱，本身的问题如此严重，恐怕很难担负起检验断代工程所拟定的年代方案是否正确的重任。可以断言：断代工程的所谓“金文历谱”研究，还在摸索阶段，距离可以拿出来为学术界使用的水准相差还很远。我们认为短时间研究不清楚某些问题，得不出合理的结论，可能是方法有待改进，也可能是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这是科学研究中常有的情况，多听听不同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不断进行试验，也许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实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老实承认这个现实，向读者如实讲清研究的进展情况，也可以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最可怕的是强以不知为知，甚至不惜故意误解科学资料，以求符合主观设想，制造伪科学结论。综观工程对金文历谱的研究，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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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陈梦家先生小盂鼎释文手稿（竖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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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周的历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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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以为周人长期以来生活在一个农耕社会里面，为了生产的需要，他们会很注意对天象的观测，因而可能具有较高的历法水平。从金文留下的记录看，他们对天象的观测，尤其对月相的观测，是十分注意的。但较之后世的历法，水平仍是很有限的。请看下述金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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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鼎 唯十又三月庚寅 [38] 西周早期 臤 尊 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 [39] 西周早期 遣 卣 唯十又三月辛卯 [40] 西周早期 小臣静卣 唯十又三月 [41] 西周中期 牧 簋 唯王七年十又三月 [42] 西周中期 吴虎鼎 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 [43] 西周晚期 上述铭文反映出在西周时期周人历法实行的是年终置闰，闰月安排在一年的末尾十二月之后，称十三月，并未实行无中气置闰的年中置闰法。更有甚者，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114号墓出土一件叔夨方鼎，铭首一句称“唯十又四月”。该鼎是西周早期铜器（图七、左）[44]，考释诸家异口同声称其为“西周独此一件”，似乎可以例外不计处置。据我们查阅，西周金文中还有一件邓公簋，铭首第一句也称“唯十又四月”（图七、右）[45]，与叔夨方鼎铭全同，该簋无器形著录，但从其“王在侯”三字的肥笔看，应是西周早期或中期器。另外，宋代的金文书籍里还著录一件下鄀雍公鼎，首句铭文为“唯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图八）[46]，宋代的《集古录跋尾》云该器出土于“陕西商洛”地区，故又名其为“商洛鼎”。《考古图》公布的器形是蹄足圆鼎，颈部饰窃曲纹，腹部饰大波浪纹，颈部与足部带扉棱，与小克鼎、史颂鼎、晋侯邦父鼎等相似，是典型的西周晚期形制；又“既死霸”是只有西周时期才使用的记时词语，金文中概无例外，《集成》将其定为春秋早期器，显然不妥，应将其改定为西周晚期器。虽只有这三件器记有十四月，但考虑到金文记特殊月份的几率并不大，比如整个西周金文中能够确认的“十三月”也只发现六条。而这三件十四月铭文却分布在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整个西周时期，应该承认它如实地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历法水平。这时年终仅置一闰，无法全部协调阴阳历之间的误差，有时需在年终安排十四月来进一步协调误差。其实，这并不奇怪。春秋时代还常常有失闰的记录，西周时的置闰就更容易出现闰而不尽的情况，对几千年后的我们来说，其规律实在是难以掌握的，古人在什么情况下置十三月？什么情况下置十四月？西周人根据什么来安排闰月？恐怕我们一时还说不十分清楚。闰法是历法的基础，闰法不明，又硬要推算历日，其结论的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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