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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叔夨方鼎与邓公簋铭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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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宋《考古图》著录的鄀公鼎器形和铭文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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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骨文五次月食与1046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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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工程对甲骨宾组五次月食卜辞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工程”首先由古文字学者从字体上认定宾组五次月食均属武丁晚期到祖庚之间，根据新的卜辞分期分类，排定了五次月食的顺序。再由天文学者加以计算，在1500BC到1000BC之间，找出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的惟一可能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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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未夕月食120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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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夕月食1198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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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未夕向庚申月食1192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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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申夕月食118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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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酉夕月食118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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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甲骨学家研究，癸未夕月食、［甲］午夕月食、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属武丁时期，壬申夕、乙酉夕月食延至祖庚时期。结合《史记·殷本纪》记“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武丁元年应该是从公元前1192年向前推59年，即1250BC，武丁在位时间自然就是1250BC—1192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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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竹书纪年》记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商积年为273年，这是大家都接受的，其实，到此为止，按“工程”所定的盘庚迁殷1300BC减去273就可以直接得出克商年1027BC的结果。而“工程”却绕了一个大圈子，又是天文，又是考古，经过一番复杂的研究，得出一个1046BC来，把一个本来十分简单明了的问题，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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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工程”所定武王伐纣1046BC与五次月食的推算是有冲突的。武丁以下有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六世八王，其中《史记·殷本纪》记武丁在位59年，《尚书·无逸》记祖甲33年，古本《纪年》记武乙在位至少35年。用商代周祭祀谱对文丁、帝乙、帝辛年代的研究，三王皆大于20年，合计不会小于65年，这几个年代合起来是133年，其余用来安排祖庚、廪辛、康丁三王的年代已很有限了，1192-33-35-65=1059，若以“工程”所定的武王克商1046BC来算，1059减去1046仅剩下13年，而上述武乙年和文丁、帝乙、帝辛年都是按最低年计算的，若稍有游移，剩余的用来安排祖庚、廪辛、康丁三王的年数，就所剩无几了，这是不合常理的，也是极危险的。五次月蚀的研究有古文字和天文学的计算为基础，是客观的根据，所定年代若与其相左，必然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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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工程”基本研究思路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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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举例分析，可以看出，根据某些古代文献记录的天象，用现代天文学知识，逆推“武王克商年”的研究思路，有两个难以解决的困难：一是文献中的所谓古代天象记录不一定可靠；二是对古代历法的实际情况我们无法完全掌握，因此“工程”尽管在局部认识上取得不少成果，但从总体研究方向把握上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导致一批关键性结论论证失败，因而其拟定的《三代年表》整个框架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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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家博物院院长、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古代近东研究所所长Robest Mc Cormick Adams先生在1971年看了何炳棣《东方的摇篮》一书的文稿，该书详尽地论述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流传历程，特别介绍了古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看后他说：“你们的古代文献遗存远比古代近东的文献优越，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成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可惜你们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研究中国的历史年代。”这是美国第一流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年代学研究发出的感慨。断代工程在总体思路上的重大失误，不幸为美国学者在三十年前所言中。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整个研究中的最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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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古本《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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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竹书纪年》是西晋太康年间河南汲县古墓中出土的一批战国竹书中的一种，那次发现引起了当政者晋武帝司马炎的重视，亲命当时主管中书省的著名学者中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和峤一起整理这批资料，两人都亲自动手，作了编次、注写的工作。竹书在出土时曾遭到一定程度破坏，“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劄”（《晋书·束皙传》）。可以想见整理考证之困难。当时著名学者徐广、傅瓒、卫恒、束皙、挚虞、王接、荀觊等也先后参与了校订考证工作，其后还有杜预、续咸等作了注释的工作。工作进展很快，隶书写定工作可能得益于正始石经[47]的刊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离正始石经刊立（公元240—248年）不过四十年，石经当完好无损，其战国古文与隶书并列的形式，自然便于写定者参考利用，所以荀勖得以在太康八年（公元287年）将《纪年》和其他全部隶书写定的汲冢竹书列入中经，副在三阁。应该说，当时对这批竹书所作的整理研究工作，水平是很高的。《纪年》于北宋时散佚，但其大部分文字却保存于北宋以前的引文和古注、古类书中。到了清代有陈逢衡、洪颐煊、郝懿行、雷学淇、林纯溥等十余家对此书进行了辑佚的工作，清道光年间朱右曾开始区分今、古本，删除今本补进的各条，作《汲冢纪年存真》，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又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现代学者范祥雍又在王国维书的基础上作《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方诗铭、王修龄又在上述各书之后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学问之道，譬如积薪，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各家又都是饱学之士，后出诸书，逐步转精，经过千锤百炼，终于成就了我国学术史上这一重要史书的复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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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先生为研究古史年代问题，在1945年发表了《西周年代考》一书[48]，他在《序言》中说：“学者所标定的年代，都是根据不甚可靠的材料，拟构而成的。其中共和以前，年代尤为渺茫。今日要定这一段的年代，所凭藉的主要材料有二：一是战国以来的书籍记录，一是古器物铭文。前者则以晋代出土的魏国《竹书纪年》，最为可贵。其他书籍所记，或失之过晚，不用则可惜，用之则不能尽信。后者则近代古器物学的发达，颇足补文献之不足，证若干文献之可据。”他又在《前言》中说：“但大致说来，作者认为《竹书纪年》和金文的纪年，是重构西周年数的主要材料。”其后他又发表了《六国纪年》[49]，该书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编制《六国纪年表》，二是作了《汲冢〈竹书〉考》。在《表叙》中他写了四个题目：一、编作六国纪年表的方法；二、《竹书纪年》原文的甄别；三、《竹书纪年》的记年周正；四、余论。在《汲冢〈竹书〉考》中，他对《竹书》的出土年代、地点、竹简形制、整理经过、著录情况、内容类别等一系列问题做了考证。看得出来，陈先生为解决古史年代问题，对古本《竹书纪年》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以他的古文献修养和古文字水平做这一项工作，可以说是对古本《竹书纪年》进行了集大成的工作。古本《竹书纪年》的整理研究，凝聚了我国前代众多著名学者的心血和智慧。直至今日，虽不断有新的地下文字资料出土，但还没有哪一项发现可以取代它，其史料价值及在年代学上的重要性，史学界是已有定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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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编纂时，周王室及列国的谱牒档案尚存，晋国早期的文献，魏国必有保存。《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商王世系与诸王年代宋国也必有保存。因此，《纪年》有关夏、商、周年代的记录应该是有根据的。古本《纪年》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汤灭夏以至于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它具体给出了夏、商、周三代各代的积年，如经过考察，这些积年是有根据的话，就有理由成为断代工程总年代框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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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纪年》佚于宋代。有关西周总年及武王伐纣年，被征引自宋以前的有两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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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裴骃《史记集解》：“骃案：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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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恕《资治通鉴外纪》：“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东周适合七百之数。”“汲塚《纪年》曰：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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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骃，刘宋时人，距《竹书纪年》出土仅百余年，其所引《竹书》文，又得到其后的刘恕引用，从而证实裴骃的引文并没有改动原文，是真实可信的。西周总积年257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数据，应该是三代年表的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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