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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正始石经”又名“三字石经”或“三体石经”，三国魏正始年间刊立，内容为《尚书》、《春秋》和《左传》的一部分，经文每字皆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并列，其中“古文”即战国时的列国文字。“三体石经”至北齐时，始因迁徙而至散失残缺，西晋时当尚完好可用，其部分残石及历代拓本有的还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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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西周年代考》，陈梦家著，1945年初版于成都，195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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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六国纪年》，陈梦家著，1955年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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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共和元年为鲁真公十五年，故此年代可十四、十五两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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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见王国维《古史新证》页37，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十五）祖某父某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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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见岛邦男著《殷墟卜辞综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67年初版，1977年增订二次印刷版，页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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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太平御览》卷82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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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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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发表在田昌五主编的《华夏文明》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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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见王国维著《古史新证》的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四）王亥（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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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见王国维著《古史新证》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十）中宗祖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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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见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十四）文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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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57年重版增订本），第八册，页216，齐国《陈侯午敦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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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170195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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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五章 原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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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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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原始最狭义的礼是祭祀的仪节。卜辞中豊）字上部象征祭祀所用的两串玉，下部是“豆”，一种盛食物的祭器。后来豊字加了“示”（礻）的偏旁便成了礼。卜辞中示一般作，偶尔也作丅，都代表祭祀。丅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层陶片所刻字符中已经出现，我虽最早提出，但半坡陶片上的丅是否即是祭祀还有待相关诸学科进一步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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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礼的字源，无疑是非常精确的。《礼记·礼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原文对供奉鬼神饮食诸物的描写，文字古奥，有些不易精确鉴定，但大意极清楚，说明古人“事死如事生”，尽力象征性地供给死者生前所需的食物，哭号喊叫死者之名，希望他或她能回生重聚。生者当然相信灵魂不灭，应与死者继续保持长期互相依赖的关系和永恒的联系，很自然地就从此中产生祖先崇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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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认为祖先崇拜大体与图腾崇拜同期出现，并普遍存在于古今所有的原始社会。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崇拜的对象（如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为标志）是自外引进的，而后者崇拜的对象是原自族内的。但二者的作用是完全一致的：部、族之所以要引进一种崇拜的标志正是为了促进全体成员的整合、团结、互助、繁衍、兴盛。这是由于图腾、祖先或其他神祇崇拜的基本条件是宗族或族落成员首先就必须通力合作，至少全体成员都必须参加祭祀的仪式。集体行动本身就是对全体成员最佳的纪律训练，因为集体行动时个人必须服从全体的意志。在举行庄严的集体祭祷仪式时，个人能更充分了解本人和团体的福利是不可分割的。个人对团体的忠戴不仅是必须应尽的义务，也是换取团体保证个人生活所需的权利的渊源。经常重复举行的祭祀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使成员自然而然地明了是非善恶等道德价值和长幼尊卑人际关系中的伦理问题。自始祭祀与伦理道德就是牢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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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仪必须庄严、神秘、富有“魔术”意味。主祭者如果不是专业的巫祝，就是族长、部落酋长本人。往往族长、酋长本人同时就是司祭，祭仪的形式及其伦理内涵必须是古老的、“传统”的，否则鬼神不悦，不但不保佑而且还会惩罚生者。相反地，虔诚笃信力行历代祖宗所认为是善良正当的，应会受到鬼神的庇护和恩赐。不消说，严格遵守旧仪和传统伦理对巩固司祭或“国”王兼大司祭的权威当然大有裨益。卜辞中的商王和周代的天子本身就都是大司祭，当然更深切了解此中道理。人类学家的贡献就在肯定说明全人类所有古今各部族、各种族，在文明开化之前夕的祭祀仪节里，绝无例外地呈现出非常顽强的保守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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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充分证明人类学家结论的正确。古代文献对礼的起源说法有二。《礼记·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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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礼也者，反其所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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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祭仪必须上溯到最原始的阶段，绝不可轻易修改。《礼记·礼器》和《郊特牲》两篇对祭仪，尤其是对祭祀所用的酒肉等等，有较详细的记载。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原始、最混浊、最淡而无味的“玄酒”是用以供奉最古最尊的鬼神，而品质较清、酒精成分较高的酒是用以供奉较近较次要的鬼神。同样地，血腥的生肉在滚水中稍稍涮过的“爓”是用以供奉最尊贵的鬼神，较充分烹制过的肉却用以供奉较次要的鬼神。《大戴礼记·礼三本》篇也有类似的记载。基本道理：祭祀所用的饮料和食物愈原始便愈足以反映礼的原始形式，形式愈原始也就包含愈多的诚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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