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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古代礼的起源论——“返本修古”——与20世纪西方人类学家全人类普遍性的祭祀起源及其特征的结论是完全符合的。这对我们研究“礼”的深层意义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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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中还有另一礼的起源论。《荀子·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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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起于何？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两者相持〔须〕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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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荀子所说的并不是礼本身的起源，而是礼的社会功能的起源。他认为人人都需要生活资源，可是在任何时候人类能够开发或种植以供人类享用的资源绝非无限的。如果人人争夺无厌，可供享用的资源势将耗尽，造成社会混乱。所以必须由“礼”来决定上下尊卑的等分，并决定各阶层间成员物资分配的多寡。非如此无法维持长期安定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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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荣辱》有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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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瞻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合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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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引文虽与《礼论》篇所谓大意略同，但更充分说明人是生活在“群”（社会）里，社会有种种权利义务不同的阶级等分，如圣王为天子，富有天下亦不为多，而一般细民终年汗劳仅获一饱亦不为少。这种社会乍看之下很不平等，但因社会地位报酬等等一切取决于知识和能力，所以更深地分析起来，以“礼”决定等级和分配制度，事实上是最公允的，这就是荀子所谓的“至平”。中国古代思想家之中，荀子是具有近代社会学的观点和洞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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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注重狭义的礼的起源，《荀子》注重较广义的礼的功用的起源，二者相辅相成，并不互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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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以前礼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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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原始的礼的重心是祭祀的仪节和内中包含的伦理道德成分，但礼是多维度、多层面的，自始即无可避免地多少具有维系稳定政治及社会秩序的功能。随着宗教、部落、部落联盟、“多方”邦国、夏商周三代王国的演进，这些由小而大的政治单位不得不愈来愈缜密地发展政治组织、社会阶级等分、物质分配制度、习惯法、行为规范、雏形成文法，以及早期零散、后期逐渐系统美化的礼论，以为意识形态体系的重心。当代新儒家，除了古史见解与我大体相符的徐复观先生以外，大都仅仅集中研究自孔至荀三百年间礼的理论的建成、阐发和美化。本文的重心即在扼要论述一般思想史家所忽略的礼的制度层面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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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籍中对礼最早非神话的记载是《国语·郑语》中郑桓公与周太史史伯的问答。郑桓公于西周幽王八年（前774）为周王室司徒，曾问史伯有关远古邦国民族等事。史伯答：“姜（齐）伯夷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唐韦昭注：“伯夷尧秩官……秩宗于周为宗伯，汉为太常，掌国祭祀。”《大戴礼记·五帝德》记有宰我问孔子尧舜时期的政治情况，孔子答：“伯夷主礼，以节天下。”尽管尧舜时代政治社会情况很难确知，孔子确是一位悟性极高的哲人，言简意赅，一语道破礼的原始宗教、伦理和政治、社会层面的必不可分的关系。主持“天下”（此一专词的起源，本节下面会加检索）祭祀大典的真正用意正在管理、维护，调和邦国所属臣民各阶层间的安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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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二代礼之制度方面的发展虽不可详知，但十几万片有刻辞的商代甲骨使20世纪三、四代学人成功地重建了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祖先祭祀周期制度——商殷礼制的重心。周虽代商，礼在制度层面继续发展这一重要史实从近年一篇罕见的佳作中得到充分的证实。北京考古研究所刘雨先生详尽地利用了西周金文资料，细心做出统计之后，在文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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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礼传统上分吉、嘉、宾、军、凶五种，然而“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诸祭祀中又以祭祖礼更重要。西周是古礼盛行的时代，因此对西周祭祖礼的研究，是认识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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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搜全了二十种祭祖礼并做出详尽的统计表之后，得到以下的结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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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翟、禋、尝三种次要祭礼外，其余十七种祭祖礼都是殷周同名（亦同实——本文作者加）。这正如孔子所说“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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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师海宁王国维的《殷商制度论》[5]虽然过分强调两代间制度上革命性的不同，仍是研究古代广义礼制发展史上的计程碑。其文欠妥之处仅仅在于把商代王位承继的第一原则认为是兄终弟及，因此就得到一个不可能产生宗法制度的结论，需要部分的修正。我们现在已经肯定知道晚商王室追溯确定以往每一世代之中，不论出过几个君王，其中只能有一个“大示”，示是神主牌，大示在祭祖周期网里享有特权。卜辞中也出现“大宗”，宗是宗庙。商代“以父子相传为直系、为大宗；兄弟相及为旁系、为小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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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宗法制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克商以前的远祖公刘。《诗经·笃公刘》追述公刘率领部族迁居于豳，有“君之宗之”一语。《毛传》曰“为之君，为之大宗也”是正确的注释。但这雏形的大宗之制在克商以前颇有例外。武王克商之后，原自“西土”的周族先征服了商代畿辅及中原大部，然后不断地向东发展，疆土和人民都有了革命性的扩大。当武王逝世，成王尚幼，周公“保文武受命”期间，平三监，营洛邑，至少两次“封建亲戚，以屏藩周”，先封在今日河南境内，数年内即东封到鲁、齐、卫、燕等战略要地，同时还要一再地强压婉劝商殷臣民接受“王命”，将效忠的对象自失德已亡的商朝转移到新兴的周室。当时情势急需一高效的统治网——周公所建立笼罩全“天下”的宗法制度，这宗法制度也就是西周礼制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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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庞大宗法系统的枢纽和核心就是周王，也就是“天子”。古今讨论宗法之作甚多，惟对“天子”的词源至今尚无系统的探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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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尚书·周书》相关诸篇，周公“保文武受命”的第七年春，太保召公奭先去洛邑做了种种准备。刚刚成年的成王先去镐京附近的丰（文王陵庙所在）去祭祀祷告，然后也东行至洛。后召公数日，周公也到洛邑去作最后的占卜并祭郊祭社。这时很多“侯、甸、男、邦伯”已经带着“币”（丝帛或其他贡品）在洛等候，业已降周的殷商贵族、官员和“庶殷”也已在洛待命；还有“四方民大合会”于洛邑。这是规模极大、极庄严的多邦族的大集会。在三月甲子上午，太保先向周公“拜手稽首”，申说天命以德为转移，由于皇天原来的“元子”商王纣失德遭戮，所以“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由周成王授受天命为皇天的新“元子”。这天命将带给成王无尽无休的福祉，但也给他带来无尽无休的忧虑，只有奉天“敬德”才可望长保天命。当这场庄严仪式达到戏剧性高峰时，太保才点出主题：“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8]作为天的“元子”或嫡子，成王当然就成了人间至尊的“天子”，这也就是周代王位继承以嫡制度的确定。据笔者的了解，“天下”一词也同在成王时期出现，与古老的“四方”同义[9]。这场由周、召二公周密筹划，由召公充大司仪极庄严的仪式可视为成王的“加冕”大典。这大典的另一面周公在《洛诰》中亦有说明：“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王国维释义最精：“肇始，称举也。殷礼，祀天改元之礼。殷先王即位时举之。文王受命建元，亦行之于周，周雒邑既成，成王至雒，始举此礼（因在雒新邑举行），非有故事，故曰肇称。”[10]经过这隆重典礼之后，周公才“告嗣天子、王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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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制度的成立，具有以下的意义：（1）成王是承继祖德（广义包括周民族的德）才被皇天指定为新的“元子”，元子就是嫡子，从此王位（诸侯、大夫等同此）承继以嫡成为大纲大法。（2）天子为人间之至尊，其至尊的地位自此取得宗教及政治的双重合法性。（3）天子制度之确定也就是周代宗法制度的确定。天子为天下之大宗，当然更是所有姬姓诸侯之大，姬姓诸侯对天子言都是小宗。小宗对大宗必须无条件地臣服。据《荀子·儒效》，周初封建诸侯七十有一，其中五十三国的君主都是姬姓。所以宗法制度具有周王室统治自征服得来的，大大扩充的疆土与人民控制网的功用。（4）在各邦国之内，诸侯为大宗，大夫为小宗。按嫡庶而分，层层推展下去，这大、小宗制一直达到统治阶级最低“士”的层面。于是金字塔式的封建社会每层都由大宗控制小宗，这种控制都具有血缘、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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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复杂制度的要义以及周公筹建此制的历史意义，王国维的论析最中肯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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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此种制度因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原周公所以能定此制者，以公于旧制本有可以为天子之道，其时又躬握天下之权，而顾不嗣位而居摄，又由居摄而致政，其无利天下之心昭昭然为天下所共见，故其所设施人人知为安国家定人民之大计，一切制度遂推行而无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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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上文，王国维扩大综论：“由是制度，乃生典礼，则经礼三百仪礼三千是也。”其真义是指自周公确定了建立几乎囊括极大部疆土的宗法网之后，一切治理维系封建等级社会的种种典章文物亦日行完备。其规模自现存《周礼》之中仍可窥其梗概。极端疑古之辈因现存《周礼》之编纂不得早于战国，对此书之历史价值多所怀疑。瑞典已故汉学家高本汉某弟子曾以《周礼》所列职官之名与先秦未经儒家纂改诸书作详细比较，发现38%职官之名皆相符合。《周礼》官名统计上大部以低级者居多，而周代其他文献中往往仅言及较多高级官名。若以下大夫以上职官比较，则相符率高至80%[13]。准此，西周广义礼制之粲然大备，确可从现存《周礼》得到相当部分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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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文公十八年》鲁国权要及史官明言“先君周公制《周礼》”。杨伯峻注极重要：“《周礼》，据文，当是姬旦所著书名或篇名，今已亡其书矣。若以《周官》当之，则大误。今之《周官》虽不无两周遗辞旧义，然其书除《考工记》外，或成于战国。”[14]《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亦言“有周公之典在”。孔子一生最景仰周公及西周典章制度文物，《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语是具有充分历史根据的评价，是由衷的景慕之辞，是绝对不容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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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三个层面，论重要性以第二制度层面为最。西周前半期，尤其是“成康之治”的半个世纪，是封建、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文物发展达于顶点的时期。即使当制度层面大力发展之时，周王室已开始觉得有以思想意识强化、合法化极广义礼制的必要。如武王已训示新封去卫（商王畿一带）就国的康叔，除尊重“殷彝”（殷商旧礼俗，价值系统，习惯法）之外，要大力宣扬“孝，弟”；凡有“不孝，不弟”之人不但永不任用，并且应以文王之法严加惩戮。详见《尚书·康诰》。西周后期又将“孝”奉养父母和已故祖先的原义推衍到“包含后世所谓‘忠’的内容”[15]。推孝至忠的最大受益者当然是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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