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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元前530—529年冬春，楚灵王因“不能自克”，兵败自缢，孔子征引古志“克己复礼，为仁”，不但完全赞成尽可能恢复西周广义的旧礼制，并且对此主张加以道德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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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元前517年记事，数年后继子产为郑国执政的子大叔与晋国重要领袖赵鞅（简子）论礼。子大叔征引“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经过较详的讨论后，赵简子以现实政治家的身份感叹地说：“甚哉，礼之大也！……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左传·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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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元前516年，齐景公自知无德又将不久于人世，与贤臣晏婴谈及齐国大夫陈氏累世“积德”深得民心，迟早必将篡位。晏婴提出唯有恢复全部旧礼制才能防止大夫僭越。景公叹大势已去，但晏婴仍大加引伸：“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儿媳）听，礼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左传·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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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礼的最大功能的共识，一方面反映西周所立封建宗法社会如不尽力设法挽救，迟早势必崩溃；另一方面却又反映在晋楚均势末期“尊王攘夷”口号尚未完全丧失现实意义，广泛的“复礼”运动可能还有挽救或延长“旧制度”生命的希望。孔子不但是春秋中晚期的产物，而且由于强烈的使命感，把“礼”之史的发展提升到第三层面——理论化、意识形态化。自孔子至荀子礼之理论化的完成是中国思想史界多年研究主题之一，本文不再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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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字的原始意义是祭仪，人类学家证明所有原始祭仪，尤其是祖先崇拜，都是严格遵守传统、具有顽强的保守性。换言之，祖先崇拜一定是“崇古取向”的。我国至晚在商代已经产生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祖先崇拜。西周除了产生灿烂的典章文物之外，更产生了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宗法亲属制度[22]。史实说明宗法氏族是灌输传统思想、实践保守意识最自然、最有效的有机体。这两种基本因素的交互作用导致出人类史上最持久的“崇古取向”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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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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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参照拙著英文的《东方的摇篮：史前及有史初期中国技术及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香港中文大学及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页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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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新石器龙山文化早期起，陶且（祖）已在黄河中下游若干史前文化遗址中出现，其中偶尔是石制的男性生殖器（石且）。当1970年初读完《摇篮》全部文稿后，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院长Robert M. Adams（现为美国国家博物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院长）对我说，陶且在近东史前文化遗址和近代较原始部族居地经常发现，并不一定即证明祖先崇拜的存在。我告诉他至晚在殷商卜辞中祖宗的祖字，就是且这个男性生殖器象形字，并且卜辞呈现出一个异常高度发展的祖先祭祀制度。他马上就另下结论，认为中国史前的陶且确可视为祖先崇拜业已出现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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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Malinowski, Sex, Culture and Myth（New York: Harcourt, 1962），全书，特别是pp.28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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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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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文收入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店影印本）卷10，页45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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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则鸣，《古代宗法制度探源——兼评〈殷周制度论〉》，《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九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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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已故陈梦家教授，于讨论成康之际献簋时，指出铭文之中“‘王’与‘天子’前后互举，则天子之称起于成王之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1955年第4期，页106。）陈更指出成王期间铜器铭文中也开始有“天君”（王后）之称。见同期页117—118。我曾将陈氏长文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所选西周前半铜器中“王”与“天子”前后互称诸例比较，虽然二人断代有时不同，但“天子”一词之出现不能早过成王之说，可以成为定论。其实研究“天子”词源最好最详的资料是《尚书》周初诸诰，尤其是《召诰》、《洛诰》、《立政》、《顾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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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洛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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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暇将较详讨论“天子”与“天下”等词的起源。应顺便一提的是“中国”这一名词的初现在武王克商之后。详见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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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观堂集林》卷1，《洛诰解》，页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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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尚书·立政》，全篇开始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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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观堂集林》卷10，《殷周制度》，页47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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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even Broman, “Studies on the Chou L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33（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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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册2，页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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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裕民，《殷周金文中的“孝”和孔丘“孝道”的反动本质》，《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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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左传》桓公二年（前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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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史家对有些历史现象和制度的意义，往往经过比较研究之后，才能加深了解。笔者1948年5月3日博士主修辅修科目口试时，某教授问法国国王Francis I于1525年入侵意大利，为神圣罗马皇帝Charles V军队所擒，何以数年之后又能对后者作战，当时法军人数几何。此类较狭而专门问题一般欧史书中皆不谈及。幸而我有准备，回答当时法军不过25,000人，虽1525年损失惨重，因全军规模有限，短期内不难重整。案当时法国为欧陆一等强国。纪元前11世纪末西周王室直辖军队竟有35,000人之多，至少部分地反映当时的政治、军事、组织、给养等方面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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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42及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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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尚书·酒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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