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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姑以已故唐君毅氏论孔子仁道为例。他根本不愿接受极大多数学人对“礼”的基本强制约束性的看法。在讨论《论语·颜渊》：“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时，他主观坚持此处“约”字不是约束之意，而是与“博”另一相对意义的约，换言之，就是由博返约的约。试想：极复杂的周代礼制，包括封建社会整个阶级制度、典章文物、行为规范，以及所谓的“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见《礼记·礼器》）等等，怎样简约化？最奇的是他马上武断地说“不可言约我以礼”，“当说博我以礼”。又说：“故吾意此孔子之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唯是言人之礼敬当运于视听言动之中，而无所不极。……”竟把孔子原意完全曲解。他有时自招，用意在古书中极力寻找“种种歧出之义”，由歧出之义作突破点，就己意尽情升级超越。见《唐君毅全集》，卷十四：《中国哲学史原论·原道篇二》卷十四（台北：学生书局，1986），特别是页91—98；页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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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匡亚明《孔子评传》（济南：齐鲁书社，1985），页258—259。我之所以征引此书，一方面因为大体上这是一部研究孔子最好的书，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对仁和礼的看法相当受了杜维明的影响。因此此书中对仁和礼的讨论有前后不符之处。上引讨论“克己复礼”一节改为正统常识的解释，从此中也反映杜说之难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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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荀子·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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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匡亚明：《孔子评传》，附录《孔子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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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代表作之一是Joseph Fletcher, Situation Ethics: The New Morality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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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氏会笺》（明治三十二年1903，井井书屋铅印本），无页数，征引自第十一册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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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下册，页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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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初版）下册，《审查报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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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页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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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祥浩：《评唐君毅先生的哲学思想》，《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1年1期，页53有很好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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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的哲学，被称为超越的唯心论。这一哲学，以心本体论为核心，以心灵开出九境为框架，把客观世界事物的个体、种类、功能因果关系。主观世界的感觉活动、理解活动、道德反省活动，以及人们的一神教信仰、佛教信仰和儒教信仰，都归为心灵的超越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去论证心本体的存在。唐先生的这一哲学不是哲学史上某派心本体论的简单重复，它具有综摄中、西、印三系思想家本体论的性质，从而把中国儒学心性哲学发展到现代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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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从心灵开出作为理论体系框架的“九境”而论，就有：“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远境”、“感觉互摄境”、“观点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和“天德流行境”。很难相信唐氏“九境”理论体系框架的形成是合乎哲学思维方法最低必要的严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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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宝楠，《论语正义》（同治1866原刻，1979日本定静堂影印），卷15，页1，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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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俱征引于程树德《论语集释》（原版1939，台北艺文，1965重排本），页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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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程树德，《论语集释》。案：毛氏论“克己”之语，阮元于所著《口经室集》几乎全部照录，亦最注重《左传》中的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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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修、齐、治、平只有在宗法制度尚未崩溃之前才有实现的可能与希望。这一深刻史实。只有淹贯古今中西的萧公权先生才能首先道破。见萧著《圣教与异端》（下），《观察》，十二期，页12。手头乏书，年月暂阙，惟期页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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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七章 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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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一批古代兵书，内中不但有《孙子兵法》，还另有《孙膑兵法》和不少有关兵事的残简，包括《孙子》十三篇以外的《吴问》。这次大量竹简的发现粉碎了起自南宋叶适，中经有清姚际恒、姚鼐、全祖望，下迄本世纪钱穆、齐思和诸家对《孙子兵法》的负面看法——现存的《孙子》十三篇绝非成于春秋末年孙武之手；钱穆甚至否定孙武其人的存在。虽然1970年代孙子其人其书已得到初步的肯定，1980年代初已有对中外古今《孙子》研究的综合摘要[1]，但现存《孙子》十三篇的当时性（contemporaneity），也就是它的春秋属性，尚未引起国际上足够的注意和研讨。此外，目前学人对《孙子》十三篇外的《吴问》篇怀疑仍深。因此，本文除就《孙子》中君臣对话、书中涉及的若干有关制度、兵数、将的职权功能、阴阳、“五行相克”、“黄帝伐四帝”等至今辩论不休的专题个别检讨外，特别用力于《左传》中多方面而以晋国为核心的史实轶事的排比与消化，以期从此项繁琐的工作中探求出《吴问》成篇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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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相信，深入研究《吴问》大有裨于确定《孙子》成书的年代或年份；《孙子》成书年代或年份的确定势将引起我国学术、思想，甚至书籍、目录学史上重定坐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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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子》成书年代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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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系出齐国贵族，因齐内乱而流亡至吴。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能肯定无疑的是屡经伍员（子胥）推荐，吴王阖庐在即位后的第三年（公元前512年）终于接见了他。如果当时孙武正值壮年，他的生年应仅仅略晚于孔子（前551—479）。最早为《孙子》作序又为全书注释的是曹操。曹操《孙子序》言：“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这真可谓是英雄识英雄。魏武以降，历代诠释《孙子兵法》者颇不乏人，而对此书文辞及编著年代观察之犀利，当首推清代朴学鼎盛期间的孙星衍（1753—1818）。孙对《尚书》有深湛的研究，对古文字往往有独到的体会。他对《孙子》的总印象是：“诸子之文，皆出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指《孙子兵法》）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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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研究《孙子》诸作中，孙星衍对其同时同乡阳湖毕以珣之作最为膺服。毕氏《孙子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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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史记》惟言以兵法见阖闾，不言十三篇作于何时。考魏武序云：“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则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阖闾者也。今考其首篇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言听从吾计，则必胜，吾将留之；不听吾计，则必败，吾将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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