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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无偏见的学人，读了《孙子》开头《计篇》中决定去留的原则话，定会感到孙武的坦切激昂和风骨嶙峋，并进而同意曹操和毕以珣的看法——十三篇是引致阖庐召见前必须一显的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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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考《孙子》一书之前，有必要先对吴王阖庐的性格、为人、机智和雄心略加分析。未即位前他是公子光，乃吴王夷昧（前543—527在位）之子，但夷昧未立他为嗣，王位为夷昧庶兄僚（前526—515在位）所夺，所以终于酿成十一年后“专诸刺王僚”的一幕，后世还编为名剧，至今演唱不辍[4]。伍子胥因父兄之难，于公元前522年自楚奔吴。当时吴楚已是敌国，公子光立即洞悉伍子胥的用心，力劝吴王僚不要兴师伐楚被伍所利用。三年后，公子光分析楚及其盟邦意志不一，判断吴如兴兵，必能以少胜多。果不出所料，此役大败楚军[5]。阖庐弒僚即位之后，楚国想利用逃亡至楚的吴国两公子进军“害吴”。楚平王庶出的最长最贤的公子子西警告当政：“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光又甚文。”[6]甚至阖庐与越国作战中箭而亡（前496）之后二年，子西对他一生的特点还作了以下的回忆：“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而不旷。”[7]阖庐一生事迹和仇邦智者的长期观察，都反映出阖庐是具有超常机智、毅力、远虑、野心和很高文化水平的不世出的枭雄。当世和后代都公认他是春秋两个半世纪中第四位霸主绝不是偶然的。只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不事先进呈一套系统周密富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备战、作战的策略理论即能被他召见，并能使他信服，是不可思议的。曹、毕所断，堪称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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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九地篇》中保留下最明显的君臣对话证据。孙武在此篇中先重述主将如果平日爱护士卒，令发之日，士卒泪下沾襟，以身许国，任凭主将调遣，行动可以灵活到像越国常山名叫“率然”的蛇，“击其首，则尾至（以护首），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原文紧接：“‘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8]阖庐、孙武当面问答之状活跃纸上。应该指出的是：十三篇虽应是召见前业经进呈阖庐之作，但如“敢问”之类的语句，显系君臣临时随兴的问答。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十三篇进呈之后偶或会有增添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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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有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这段记事与临沂汉简中的《孙武传》大都相符[9]。《吴越春秋·阖庐内传》所载吴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10]，亦应有事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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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要的讨论虽然已说明《孙子》成书于吴王阖庐召见前夕，但由于本世纪海内外汉学界过分疑古之风未泯，我们仍须广事稽核相关史料，不避繁琐，将古今对《孙子》的大小质难加以澄清。只有如此，《孙子》成书的年代，甚至年份，才可望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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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兴师十万”、“出征千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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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学人或以为《孙子》所论的“将”是能主筹全部动员作战策略，享有统一指挥权力，承当全部胜败责任，十足专业化的将军，大异于文武不殊途、将帅共决策的传统，所以《孙子》应是战国时代的著作。按：春秋晋国平时执政的正卿就是战时的中军主帅，其余资深之卿充任上、下诸军将佐。将佐不遵帅令最有代表性的笑话，是鲁襄公十四年（前559）晋率诸侯之师伐秦之役下军之将栾黶。他不但不遵主帅荀（中行）偃“唯余马首是瞻”之令，并且公开声言“晋国之命，未有是也，余马首欲东”。全部下军竟随他向东撤回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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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孙子》论将的真谛，必须指出汉语自始即是“词位语”，根本没有区别不同时式、不同语气的形态变化。所有《孙子》论将的词句绝不能以通常陈述语气去解释，必须以建议、要求的语气去理解；而建议和要求的对象就是勇于创新的君主。在要求阖庐采纳他的具体建议之前，他开头即提出对“将”空前多面、严格的要求，也就是他的自我要求。《孙子·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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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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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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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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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知识、才干、操守如此齐备之人，才有资格请求知人善任的君主给予“将”以空前的重视。如谓“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按：“辅”应作“凭依”之意解[12]，也就是再度说明将身系国家之安危。只有经过“将受命于君”这庄严程序，将才能享有应得的统一指挥的权力。受命之后，“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谋攻篇》），甚至必要时“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最动人的是在《地形篇》里提出“上将”必须要能预先掌握六种致“败”之道和构成必胜的全部道理（“战道”）的各种因素之外，还强调为将者必须有坚贞的节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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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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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于此不啻以一己生命为孤注，不屈不挠，甘愿事先签署一张军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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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孙子》十三篇中对新型的将的种种建议和要求，并未皆为阖庐所采纳。《史记》及《吴越春秋》很少有孙武独将的明确记载；相反地，明确的记载却提到伍子胥、孙武和伯嚭（白喜）三人合将。吴国在军事方面远远不能做到孙武所预期的统一指挥。阖庐九年（前506），王弟公子夫概即不遵王命独自向楚都进军，先败楚军之后，吴王的重兵五战之后才攻克郢都。孙武专业性的将论要等到战国才能在各国逐步实现，而“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仍很难被国君接受。终战国之世，“主”、“将”关系一直是紧张的。白起等名将之不得善终，即系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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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对将的理论与主张既有异于春秋的传统，又预期战国二三百年间的巨变；它所代表的时代过渡性是相当明显的。《孙子》久已被举世公认为古代军事最经典之作，其中论将的部分最能明示孙武的先驱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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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问题是《孙子·作战篇》提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全书最后《用间篇》再度言及“兴师十万，出征千里”。自宋以降，即不乏学人据此以为《孙子》成于战国之证，因为他们的印象是春秋时代战争的规模比《孙子》所说的要小得多。按：春秋一般以车战为主，每乘兵车究竟由多少人组成，一向颇有争论。《诗经·鲁颂·閟宫》：“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这一原则，证诸其他古史，大体正确[13]。至于兵力，春秋最后七八十年间有加速扩增的趋势。先以《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晋国为例，因数字出自楚国的情报，所以最为可靠。此年，晋国除绛都外，属于强大卿族的土地已分成四十九县，每县摊派兵车百乘，故兵车总数已不下五千，总兵力已不下十五万。这还只就城邑而言，鄙野能参军者尚不在内。楚国的谍报无疑是接近事实的。《左传》昭公十三年，由于盟国诸侯“皆有贰心”，晋国向“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于是以“甲车四千乘……遂合诸侯于平丘”。留守国内的兵力绝不会少于一千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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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阖庐召见孙武之前二年（前514），晋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虽仅详述诸卿族瓜分祁、羊舌之田而并未言及车乘，已故童书业教授，终身熟诵《左传》，相信春秋末叶晋楚两国很可能都已拥有万乘左右的总兵力。《孙子》所言“兴师十万”实有事实根据，毫未夸张。至于“出征千里”，更是春秋末年的平常现象。例如正当阖庐召见孙武之年，吴出师灭徐。徐都在今安徽泗县北，与吴都今江苏吴县间的直线距离是四百五十公里以上，即今九百华里以上，已相当超过一千周里了。由于川河湖港交叉，实际行军路程当远远不止此数。阖庐九年（前506）吴师终于攻占楚国的郢都，此役往返总程至少应已四千周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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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孙子》书中涉及军队及战争规模等等无一不系春秋末叶的实录，毫无夸张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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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阴阳”、“五行”、“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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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齐思和《孙子著作时代考》结论之一：“五行之说，由来久矣。而五行相克之说，则起于邹衍。今此亦用其说，亦足借此以断定其著作时代矣。”[14]本节除讨论五行相克说春秋末叶业已存在之外，兼及《孙子》涉及之“阴阳”与“无常”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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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计篇》：“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此卷首篇中的阴阳指的是昼夜、晦明、风雨等自然现象，毫无战国中晚期阴阳说的神秘色彩。惟卷九《行军篇》有“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之语有可能被曲解。其实《孙子》“贵阳而贱阴”的意义与《易·系辞》及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里的“阳贵阴贱”完全不同。后两者的“阳”就是“干”、“男”、“君”、“父”，“阴”就是“坤”、“女”、“臣”、“子”，阴阳的关系是形上、宗法的。《孙子》是从纯行军原理判断自然条件优劣而言的。地势高亢总比卑湿优越，朝南向阳的方位总比阴翳背光的地点空气清新，“军无百疾”。《孙子》阴阳之纯属理性，不待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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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出现于《孙子》全书中精华之一的《虚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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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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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五行，一般往往联想到邹衍的“五行终始”说。邹衍的学说大致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齐国稷下学术中心。事实上，五行生克的观念至晚当孙武仕吴期间已经存在，而且已相当广泛地应用于占梦及预测吉凶。《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前511），赵简子命史墨占梦时，史墨已提出“火胜金”。《左传》哀公九年（前486）有一段对五行生克较有系统的纪录，因注者已故杨伯峻教授认为迷信难解，倒有稍加研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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