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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代表作之一是Joseph Fletcher, Situation Ethics: The New Morality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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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氏会笺》（明治三十二年1903，井井书屋铅印本），无页数，征引自第十一册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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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下册，页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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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初版）下册，《审查报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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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页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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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祥浩：《评唐君毅先生的哲学思想》，《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1年1期，页53有很好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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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的哲学，被称为超越的唯心论。这一哲学，以心本体论为核心，以心灵开出九境为框架，把客观世界事物的个体、种类、功能因果关系。主观世界的感觉活动、理解活动、道德反省活动，以及人们的一神教信仰、佛教信仰和儒教信仰，都归为心灵的超越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去论证心本体的存在。唐先生的这一哲学不是哲学史上某派心本体论的简单重复，它具有综摄中、西、印三系思想家本体论的性质，从而把中国儒学心性哲学发展到现代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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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从心灵开出作为理论体系框架的“九境”而论，就有：“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远境”、“感觉互摄境”、“观点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和“天德流行境”。很难相信唐氏“九境”理论体系框架的形成是合乎哲学思维方法最低必要的严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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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宝楠，《论语正义》（同治1866原刻，1979日本定静堂影印），卷15，页1，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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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俱征引于程树德《论语集释》（原版1939，台北艺文，1965重排本），页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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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程树德，《论语集释》。案：毛氏论“克己”之语，阮元于所著《口经室集》几乎全部照录，亦最注重《左传》中的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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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修、齐、治、平只有在宗法制度尚未崩溃之前才有实现的可能与希望。这一深刻史实。只有淹贯古今中西的萧公权先生才能首先道破。见萧著《圣教与异端》（下），《观察》，十二期，页12。手头乏书，年月暂阙，惟期页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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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七章 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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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一批古代兵书，内中不但有《孙子兵法》，还另有《孙膑兵法》和不少有关兵事的残简，包括《孙子》十三篇以外的《吴问》。这次大量竹简的发现粉碎了起自南宋叶适，中经有清姚际恒、姚鼐、全祖望，下迄本世纪钱穆、齐思和诸家对《孙子兵法》的负面看法——现存的《孙子》十三篇绝非成于春秋末年孙武之手；钱穆甚至否定孙武其人的存在。虽然1970年代孙子其人其书已得到初步的肯定，1980年代初已有对中外古今《孙子》研究的综合摘要[1]，但现存《孙子》十三篇的当时性（contemporaneity），也就是它的春秋属性，尚未引起国际上足够的注意和研讨。此外，目前学人对《孙子》十三篇外的《吴问》篇怀疑仍深。因此，本文除就《孙子》中君臣对话、书中涉及的若干有关制度、兵数、将的职权功能、阴阳、“五行相克”、“黄帝伐四帝”等至今辩论不休的专题个别检讨外，特别用力于《左传》中多方面而以晋国为核心的史实轶事的排比与消化，以期从此项繁琐的工作中探求出《吴问》成篇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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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相信，深入研究《吴问》大有裨于确定《孙子》成书的年代或年份；《孙子》成书年代或年份的确定势将引起我国学术、思想，甚至书籍、目录学史上重定坐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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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子》成书年代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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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系出齐国贵族，因齐内乱而流亡至吴。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能肯定无疑的是屡经伍员（子胥）推荐，吴王阖庐在即位后的第三年（公元前512年）终于接见了他。如果当时孙武正值壮年，他的生年应仅仅略晚于孔子（前551—479）。最早为《孙子》作序又为全书注释的是曹操。曹操《孙子序》言：“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这真可谓是英雄识英雄。魏武以降，历代诠释《孙子兵法》者颇不乏人，而对此书文辞及编著年代观察之犀利，当首推清代朴学鼎盛期间的孙星衍（1753—1818）。孙对《尚书》有深湛的研究，对古文字往往有独到的体会。他对《孙子》的总印象是：“诸子之文，皆出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指《孙子兵法》）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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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研究《孙子》诸作中，孙星衍对其同时同乡阳湖毕以珣之作最为膺服。毕氏《孙子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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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史记》惟言以兵法见阖闾，不言十三篇作于何时。考魏武序云：“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则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阖闾者也。今考其首篇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言听从吾计，则必胜，吾将留之；不听吾计，则必败，吾将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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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无偏见的学人，读了《孙子》开头《计篇》中决定去留的原则话，定会感到孙武的坦切激昂和风骨嶙峋，并进而同意曹操和毕以珣的看法——十三篇是引致阖庐召见前必须一显的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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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考《孙子》一书之前，有必要先对吴王阖庐的性格、为人、机智和雄心略加分析。未即位前他是公子光，乃吴王夷昧（前543—527在位）之子，但夷昧未立他为嗣，王位为夷昧庶兄僚（前526—515在位）所夺，所以终于酿成十一年后“专诸刺王僚”的一幕，后世还编为名剧，至今演唱不辍[4]。伍子胥因父兄之难，于公元前522年自楚奔吴。当时吴楚已是敌国，公子光立即洞悉伍子胥的用心，力劝吴王僚不要兴师伐楚被伍所利用。三年后，公子光分析楚及其盟邦意志不一，判断吴如兴兵，必能以少胜多。果不出所料，此役大败楚军[5]。阖庐弒僚即位之后，楚国想利用逃亡至楚的吴国两公子进军“害吴”。楚平王庶出的最长最贤的公子子西警告当政：“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光又甚文。”[6]甚至阖庐与越国作战中箭而亡（前496）之后二年，子西对他一生的特点还作了以下的回忆：“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而不旷。”[7]阖庐一生事迹和仇邦智者的长期观察，都反映出阖庐是具有超常机智、毅力、远虑、野心和很高文化水平的不世出的枭雄。当世和后代都公认他是春秋两个半世纪中第四位霸主绝不是偶然的。只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不事先进呈一套系统周密富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备战、作战的策略理论即能被他召见，并能使他信服，是不可思议的。曹、毕所断，堪称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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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九地篇》中保留下最明显的君臣对话证据。孙武在此篇中先重述主将如果平日爱护士卒，令发之日，士卒泪下沾襟，以身许国，任凭主将调遣，行动可以灵活到像越国常山名叫“率然”的蛇，“击其首，则尾至（以护首），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原文紧接：“‘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8]阖庐、孙武当面问答之状活跃纸上。应该指出的是：十三篇虽应是召见前业经进呈阖庐之作，但如“敢问”之类的语句，显系君臣临时随兴的问答。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十三篇进呈之后偶或会有增添的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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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有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这段记事与临沂汉简中的《孙武传》大都相符[9]。《吴越春秋·阖庐内传》所载吴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10]，亦应有事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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