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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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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明计，笔者试先以文中宾主所代表的五行及其方位入手。按《左传》诸种注解，赵氏之先与秦同祖，俱姓嬴（盈），盈又是水名，晋统帅赵简子所以代表“水”。宋系商后，商姓子，子不但是水，而且是水的正“位”。如果晋师救郑之余顺便伐宋，就将造成“名位敌”的征兆，意思是水的名和位如果相遇相敌，双方的力量就会互相抵消，晋师就会徒劳无功。齐是姜姓，炎帝之裔，代表火。所以史墨占梦的结论是“水胜火，伐姜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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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即阖庐召见孙武的前一年，晋史墨答问时讲出五行皆有专“官”（神），称为“五正”，五正经常举行“五祀”，而且这些祭祀木、火、金、水、土五行的专官都“世不失职”。可见五行的观念成熟已久，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已在逐渐推广应用中。只是还没有邹衍式的“五行终始”说——迷信、循环、宿命的“准”政治哲学——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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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无常”的观念，正是由于观察春秋中晚期旷世巨变而逐渐成熟的。与孙武同时的史墨又是最佳之一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前510）记有史墨之言：“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三后（虞、夏、商）之姓，于今为庶。”本节上引《孙子》“故兵无常胜，水无常形……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这些语句，从观念或修辞比喻方法来观察，无一不确凿地反映其春秋末叶的“当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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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黄帝”、“四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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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行军篇》有“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一语。黄帝和四帝两个专词曾是当代学人用以鉴定《孙子》成书时代的论据之一。古史辨派对黄帝极端的质疑可以不论。郭沫若虽对黄帝未曾作过专考，但指出黄帝一名在两周金文中出现之晚却对疑古学人不无影响。黄帝之名初见于“陈侯因敦”。陈即田齐，齐侯因即位于公元前356年，称王则始于公元前334年，谥曰威。此器铸于公元前356年至前334年之间，已迟到战国中期之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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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相关诸学科方法严谨、观点平衡的当代学人似已有一共识：传说虽不能等同历史，传说中对远祖英雄式人物世系的叙述虽有时不免混乱，但传说记载每每含有史实的内核。试读《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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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鲁大夫叔孙婼）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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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子所详举的、以各种不同之鸟为各种职官之名，本文无一一列举的必要。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像郯子这类讲出部族祖先大小图腾的传说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鸟或凤鸟是大图腾，标志各种职官个别的鸟都是小图腾。著名的《西安半坡》的作者石兴邦教授曾将郯子所述的种种鸟官之名列表显示这古老东夷鸟图腾社会的部落、胞族、氏族三层组织，并遍查了延续数千年的山东史前文物中最突出的鸟形器和鸟纹雕饰。他认为“如果说郯子传说是史影，史前山东文化以鸟为主题的丰富文物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实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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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子还提到“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按：众所周知，“云从龙”。在另一篇宏观史前文化论里，石兴邦阐发华夏族群是以龙为标志或图腾的。龙的考古物证是以距今六千多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用蚌壳摆组而成的龙形图像为最早。稍后的湖北焦墩遗址也发现了以卵石组成的、张口作飞跃状的巨龙图像[16]。这类重要的考古发现，对研究远古传说记载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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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文献残阙。《左传》、《国语》所载有关黄帝最早之记载甚有意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前635）记有晋文公重耳回国即位后一年，出师勤王前夕卜得“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这是文献中第一次言及炎、黄二帝的战争。《国语·晋语四》记有重耳返晋前一年自楚流亡到秦，秦穆公以女怀嬴妻之，而重耳“欲辞”。原因是怀嬴本已嫁给为质于秦的晋惠公（重耳异母弟夷吾）之子圉；圉已逃归晋即位为怀公。为了说服重耳此项婚姻并不违犯礼俗，秦国的司空季子不惜指出“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并详列“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其论同姓同德、异姓异德等等意涵复杂牵强，姑可不论，但司空季子首次言及炎黄二帝血缘关系对此后华夏史原论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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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通“挤”，攻战之意）也，异德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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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相挤”，当然指阪泉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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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鲁语上》，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展禽（即柳下惠）为了评讥鲁执政臧文仲令国人祭祀栖集于鲁东门外已经三日的一群海鸟，阐发祭祀之历史庄严性，主张只有对社稷人民确有巨大功绩的古圣王贤人才应列入祀典，并在长篇议论之中提出以下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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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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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祭法》中的谱系与《国语》所列完全一致。按理，以黄帝为始祖的传说与谱系最晚完成于春秋最初百年的列国菁英之间这一史实，应该是无可争论的了；疑古派所谓黄帝是战国时人所伪造之说，应该是不能成立了。可是，疑古派仍可辩论：《左传》、《国语》编纂于战国时代，《礼记》编纂之完成可能还要晚些，三书中的史实与文字焉知未曾按照编纂者的时代、知识、信念、特征而偶或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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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甄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史料方法最谨严的是以研究古代中国音韵及《左传真伪考》驰名的已故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他把汉代以前的神话及传说资料分成两类：未经和已经儒家编纂过的。据他的评价，前者的叙述一般皆较简单零散，较多地保留下资料的原始状态，所以比较可信；而后者经过儒家大大系统化以后，照例呈现出一个以黄帝为始祖的“全神庙”，所以价值不如前者高。以上三种古籍都属于后一类，但高本汉的考证证明《左传》的真实性极高，确是我国古代史料的宝库。《国语》是《左传》的姐妹作，所载史实大都与《左传》符合，但因重“言”，书中明主、贤卿、哲人、史祝长篇论述是否全系实录，尚有待引用时严加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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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笔者《天与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别运用方法示例》文中辟有专节沟通未经儒家系统化的、零散的、原始性高的史料，所得到的商人及周人的祖先谱系与本文上引《国语》和《礼记》的谱系——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完全相符[17]。如果这种有关商周始祖不同类型史料互核的结果仍不能冰释疑古派对远古黄帝的存疑，《史记·周本纪》却保留下无懈可击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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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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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祀黄帝的祝（铸）国，在今山东肥城县南大汶河北岸，当春秋中晚期尚与鲁卿室通婚，有“铸公簠”传世[18]。武王所封的这些小国，都是为保证古先圣王永不绝祀、永享血食的措施，都是“兴灭国”的实例，也就是“继绝世”观念的制度体现。传种接代是人类的基本关怀，“兴灭”、“继绝”是生命延续的愿望从“我”到“彼”的延伸，最足以反映华夏人本主义文化一系列奠基人的宽宏气度和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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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言及“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史记·夏本纪》更言及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皋陶是东夷之人，可见立嗣封典自始即是超种族的。由于炎黄集团从很早就能将生命延续的愿望自“我”延伸到“他”族，“华夏”这个种族文化圈子就越来越大，自远古至商周就容纳进越来越多本来“非我族类”的人群与文化。这正足说明何以《孟子·离娄下》中所明言本来是“东夷”的舜和本来是“西夷”的周文王，后来都成为对华夏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圣王了。在这不断扩大的华夏文化圈子里，由于客观政治及文化的需要，更由于诸部族自愿归属为传说中大英雄人物的后裔，一个以黄帝为共同始祖的全神庙便逐步出现了。尽管这种自动归属性的谱系与实际生物性传承之间的差距必不可免，但古文献谱系背后的史实内核是不容否认的。这个以黄帝为金字塔顶尖的谱系，并不是如疑古派所说迟迟完成于战国时代，而是完成于春秋最初的百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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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孙子·行军篇》提到“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以外，银雀山发现的兵家古简之中有《孙子》十三篇以外另一篇《黄帝伐赤帝》。此篇古简虽已残阙，经当代诸家考订校补之后，主要内容已可完全知晓：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西伐白帝”，“北伐黑帝”，取得全胜。简文考订者之一认为《黄帝伐赤帝》篇之作成应晚至汉高祖二年（前205）以后[19]。他所根据的是《史记·封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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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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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古代华夏文化圈内，各区域风俗祀典不能尽同。秦嬴姓，原属鸟图腾少皞集团，殷商时代西迁至黄土高原，后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于诸侯（前770）。就政治、宗教、文化而言，终春秋之世，秦与中原诸邦仍处于半隔离状态。即使在秦国内部，公室与民间宗教信仰亦颇有异[20]。《史记·秦本纪》和《封禅书》对诸帝立畤年代记载最详，正是从这两卷详确的记载里最能看出秦国作畤祀帝制度的断续、零散和随意性。迟至始皇已灭六国，秦已采取水德说，色尚黑，秦廷仍不设专畤以祀黑帝。事实上，中原及沿海地区“四帝”之说早已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