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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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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祭法》中的谱系与《国语》所列完全一致。按理，以黄帝为始祖的传说与谱系最晚完成于春秋最初百年的列国菁英之间这一史实，应该是无可争论的了；疑古派所谓黄帝是战国时人所伪造之说，应该是不能成立了。可是，疑古派仍可辩论：《左传》、《国语》编纂于战国时代，《礼记》编纂之完成可能还要晚些，三书中的史实与文字焉知未曾按照编纂者的时代、知识、信念、特征而偶或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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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甄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史料方法最谨严的是以研究古代中国音韵及《左传真伪考》驰名的已故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他把汉代以前的神话及传说资料分成两类：未经和已经儒家编纂过的。据他的评价，前者的叙述一般皆较简单零散，较多地保留下资料的原始状态，所以比较可信；而后者经过儒家大大系统化以后，照例呈现出一个以黄帝为始祖的“全神庙”，所以价值不如前者高。以上三种古籍都属于后一类，但高本汉的考证证明《左传》的真实性极高，确是我国古代史料的宝库。《国语》是《左传》的姐妹作，所载史实大都与《左传》符合，但因重“言”，书中明主、贤卿、哲人、史祝长篇论述是否全系实录，尚有待引用时严加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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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笔者《天与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别运用方法示例》文中辟有专节沟通未经儒家系统化的、零散的、原始性高的史料，所得到的商人及周人的祖先谱系与本文上引《国语》和《礼记》的谱系——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完全相符[17]。如果这种有关商周始祖不同类型史料互核的结果仍不能冰释疑古派对远古黄帝的存疑，《史记·周本纪》却保留下无懈可击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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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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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祀黄帝的祝（铸）国，在今山东肥城县南大汶河北岸，当春秋中晚期尚与鲁卿室通婚，有“铸公簠”传世[18]。武王所封的这些小国，都是为保证古先圣王永不绝祀、永享血食的措施，都是“兴灭国”的实例，也就是“继绝世”观念的制度体现。传种接代是人类的基本关怀，“兴灭”、“继绝”是生命延续的愿望从“我”到“彼”的延伸，最足以反映华夏人本主义文化一系列奠基人的宽宏气度和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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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言及“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史记·夏本纪》更言及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皋陶是东夷之人，可见立嗣封典自始即是超种族的。由于炎黄集团从很早就能将生命延续的愿望自“我”延伸到“他”族，“华夏”这个种族文化圈子就越来越大，自远古至商周就容纳进越来越多本来“非我族类”的人群与文化。这正足说明何以《孟子·离娄下》中所明言本来是“东夷”的舜和本来是“西夷”的周文王，后来都成为对华夏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圣王了。在这不断扩大的华夏文化圈子里，由于客观政治及文化的需要，更由于诸部族自愿归属为传说中大英雄人物的后裔，一个以黄帝为共同始祖的全神庙便逐步出现了。尽管这种自动归属性的谱系与实际生物性传承之间的差距必不可免，但古文献谱系背后的史实内核是不容否认的。这个以黄帝为金字塔顶尖的谱系，并不是如疑古派所说迟迟完成于战国时代，而是完成于春秋最初的百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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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孙子·行军篇》提到“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以外，银雀山发现的兵家古简之中有《孙子》十三篇以外另一篇《黄帝伐赤帝》。此篇古简虽已残阙，经当代诸家考订校补之后，主要内容已可完全知晓：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西伐白帝”，“北伐黑帝”，取得全胜。简文考订者之一认为《黄帝伐赤帝》篇之作成应晚至汉高祖二年（前205）以后[19]。他所根据的是《史记·封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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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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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古代华夏文化圈内，各区域风俗祀典不能尽同。秦嬴姓，原属鸟图腾少皞集团，殷商时代西迁至黄土高原，后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于诸侯（前770）。就政治、宗教、文化而言，终春秋之世，秦与中原诸邦仍处于半隔离状态。即使在秦国内部，公室与民间宗教信仰亦颇有异[20]。《史记·秦本纪》和《封禅书》对诸帝立畤年代记载最详，正是从这两卷详确的记载里最能看出秦国作畤祀帝制度的断续、零散和随意性。迟至始皇已灭六国，秦已采取水德说，色尚黑，秦廷仍不设专畤以祀黑帝。事实上，中原及沿海地区“四帝”之说早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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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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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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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人大多同意墨子出生稍后于孔子之殁（前479），而孙武与孔子恰恰为同一时代之人物。《墨子·贵义》篇首段记墨子见楚惠王事，据孙诒让考订，其年当为周考王二年（前439），上距孔子之殁仅四十年[21]。墨子不仅言及四龙，并道出四龙的各别颜色、方位、五行属性，代表各该属性的天干，以及各组天干中的阴干与阳干。可见当时五行说的基本要素和符号早已齐备，无殊于近千年来盛行于士庶间的子平基本语汇了。墨子之“龙”显然就是“帝”。所以《孙子·行军篇》和兵家残简中的黄帝与四帝等词的春秋属性应是不争之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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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龙或四帝还有版本文句问题需要深究。墨子言及四龙的最后一句是“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而独未言及戊己中央之龙。因此，传统的《墨子》版本和近代治墨子的学人中颇不乏主张增补“以戊己杀黄龙于中央”一句者。孙诒让集注中采取原文本无此句之说，理由有二。钞本《太平御览》及洪迈《容斋续笔》所引皆无此句。再则“古人谓东西南北为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为四方之中，则不得言中方”[22]。笔者按：孙说甚是，但原文无此句更重要的理由可能是中央是黄色，其龙色黄，其帝为黄帝。传说中的黄帝不但是“生而知之”，发明主要事物的圣王，而且一贯又是战无不胜、以战止暴，建立人群政治社会秩序的人中之神或神中之人[23]！《墨子·贵义》篇中之“帝”应系处于中央戊己的黄帝，他只能“伐”、“胜”、“杀”其他的龙或帝，他怎能是被戊己杀于中央的黄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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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节的论证不误，《孙子》涉及黄帝和四帝之处与春秋菁英所知所言的黄帝完全一致。因此，《孙子》的春秋属性得到进一步的肯定。本节论证更重要的“副果”可能是：我国古代诸多部族以黄帝为共同始祖的全神庙出现于春秋最初的百年之内；这一结论对建立异于《古史辨》的宏观史论应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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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吴问》成篇年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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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兵家残简之中有《吴问》一篇，未见于《孙子兵法》十三篇，全文长二八四字。其主要内容是吴王阖庐和孙武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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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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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人对《吴问》已有数篇专文讨论，其中以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功力最深。吴氏不但校补了阙文，并详考有关史事及晋各卿室的田亩赋役之制，并阐发孙武实为法家之先驱，对商鞅变法具有深巨影响。与本文有密切关系的是吴氏对《吴问》篇述录年代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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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问》的撰写时间，大体可以确定在春秋末期。据《史记·晋世家》，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赵、韩、魏和智氏联合赶走范、中行氏。晋出公十七年（前457）四家卿室瓜分了范、中行氏的土地。晋哀公四年（前453）赵、韩、魏共灭智氏，尽并其地。《吴问》产生的时间应在范、中行、智氏灭亡之后，不然的话，作者绝不会那么准确预料三卿的灭亡次序。对于赵、韩、魏三家的发展，作者认为韩、魏继亡于智氏之后，晋国全部归属赵氏。他的估计全然错了，说明作者既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前376，按当为晋桓公十三年）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前403，按当为晋烈公十三年）三家正式建立封建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变。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到赵、韩、魏三家自立为侯的五十年内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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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测之是否灵验，吴氏断定《吴问》是撰于公元前453—403年这五十年间。郑良树采取此说，但认为《吴问》应当是后人追述之辞，不会是孙武自己手写的[24]。台湾魏汝霖则认为《吴问》文中问答的时间大概不出阖庐召见孙武（前512）与阖庐逝世（前496）这十五六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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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来笔者在《左传》、《国语》[25]中重作少年游且颇有感悟，深觉《吴问》撰述的时代尚待详考。这种感悟是：预测诸侯世卿的吉凶成败不但是春秋列国菁英经常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外交内政决策的重要参考。这种习惯性的政治预测似与华夏文化形成期间的深层忧患意识极有关系。本来用于占筮的《易经》的哲学化虽迟至战国始告完成，《易传》，尤其是《系辞》中包含的人生智慧却必渊源有自。《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战国时人所谓的“中古”应不晚于殷周之际。《易·系辞下》又有作为孔子所说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等语，不正是《尚书·周诰》诸篇中周公谆谆训诫周人“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天难谌”这种忧患意识最中肯的诠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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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二百五十年间预言征验之例不胜枚举。稍事分析略早于阖庐的有关晋卿室政治预言的理性内核将大有助于核定《吴问》写作的时间。试先以晋国“三郤”为例。鄢陵之战（前575）晋国复霸。鲁成公因国内多事，次年两次赴盟皆误期，深怕开罪于晋厉公及郤氏一门的三将佐：郤犨、郤锜、郤至。《国语·周语下》载有鲁成公和周卿单襄子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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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侯曰：“寡人惧不免于晋，今君曰〔晋〕将有乱，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单〕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郤之语矣，殆必祸者也。……夫郤氏，晋之宠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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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是在公元前574年孟冬十月。果不出单襄公所料，年底之前三郤即因“族大、多怨”，首先为晋厉公所杀。由于此事余波，开年初五，厉公被弒[26]。事实上，早在四年前，鲁国孟献子（仲孙蔑）就预言：“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不亡何为！”[27]郤氏亡前三年，晋国老成持重的韩献子（厥）已有预感：“郤氏其不免乎！”[28]他的同僚范文子（士燮），鄢陵战后返晋即感政治风暴之必将来临，命令范氏资深专管祭祀的祝宗为他祷告，唯求速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晋厉公）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果然不久即死了[29]。可见春秋之际菁英政治预感之锐敏，政治预测之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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