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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对将的理论与主张既有异于春秋的传统，又预期战国二三百年间的巨变；它所代表的时代过渡性是相当明显的。《孙子》久已被举世公认为古代军事最经典之作，其中论将的部分最能明示孙武的先驱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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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问题是《孙子·作战篇》提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全书最后《用间篇》再度言及“兴师十万，出征千里”。自宋以降，即不乏学人据此以为《孙子》成于战国之证，因为他们的印象是春秋时代战争的规模比《孙子》所说的要小得多。按：春秋一般以车战为主，每乘兵车究竟由多少人组成，一向颇有争论。《诗经·鲁颂·閟宫》：“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这一原则，证诸其他古史，大体正确[13]。至于兵力，春秋最后七八十年间有加速扩增的趋势。先以《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晋国为例，因数字出自楚国的情报，所以最为可靠。此年，晋国除绛都外，属于强大卿族的土地已分成四十九县，每县摊派兵车百乘，故兵车总数已不下五千，总兵力已不下十五万。这还只就城邑而言，鄙野能参军者尚不在内。楚国的谍报无疑是接近事实的。《左传》昭公十三年，由于盟国诸侯“皆有贰心”，晋国向“诸侯不可以不示威”，于是以“甲车四千乘……遂合诸侯于平丘”。留守国内的兵力绝不会少于一千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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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阖庐召见孙武之前二年（前514），晋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虽仅详述诸卿族瓜分祁、羊舌之田而并未言及车乘，已故童书业教授，终身熟诵《左传》，相信春秋末叶晋楚两国很可能都已拥有万乘左右的总兵力。《孙子》所言“兴师十万”实有事实根据，毫未夸张。至于“出征千里”，更是春秋末年的平常现象。例如正当阖庐召见孙武之年，吴出师灭徐。徐都在今安徽泗县北，与吴都今江苏吴县间的直线距离是四百五十公里以上，即今九百华里以上，已相当超过一千周里了。由于川河湖港交叉，实际行军路程当远远不止此数。阖庐九年（前506）吴师终于攻占楚国的郢都，此役往返总程至少应已四千周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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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孙子》书中涉及军队及战争规模等等无一不系春秋末叶的实录，毫无夸张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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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阴阳”、“五行”、“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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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齐思和《孙子著作时代考》结论之一：“五行之说，由来久矣。而五行相克之说，则起于邹衍。今此亦用其说，亦足借此以断定其著作时代矣。”[14]本节除讨论五行相克说春秋末叶业已存在之外，兼及《孙子》涉及之“阴阳”与“无常”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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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计篇》：“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此卷首篇中的阴阳指的是昼夜、晦明、风雨等自然现象，毫无战国中晚期阴阳说的神秘色彩。惟卷九《行军篇》有“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之语有可能被曲解。其实《孙子》“贵阳而贱阴”的意义与《易·系辞》及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里的“阳贵阴贱”完全不同。后两者的“阳”就是“干”、“男”、“君”、“父”，“阴”就是“坤”、“女”、“臣”、“子”，阴阳的关系是形上、宗法的。《孙子》是从纯行军原理判断自然条件优劣而言的。地势高亢总比卑湿优越，朝南向阳的方位总比阴翳背光的地点空气清新，“军无百疾”。《孙子》阴阳之纯属理性，不待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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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出现于《孙子》全书中精华之一的《虚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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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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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五行，一般往往联想到邹衍的“五行终始”说。邹衍的学说大致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齐国稷下学术中心。事实上，五行生克的观念至晚当孙武仕吴期间已经存在，而且已相当广泛地应用于占梦及预测吉凶。《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前511），赵简子命史墨占梦时，史墨已提出“火胜金”。《左传》哀公九年（前486）有一段对五行生克较有系统的纪录，因注者已故杨伯峻教授认为迷信难解，倒有稍加研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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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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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明计，笔者试先以文中宾主所代表的五行及其方位入手。按《左传》诸种注解，赵氏之先与秦同祖，俱姓嬴（盈），盈又是水名，晋统帅赵简子所以代表“水”。宋系商后，商姓子，子不但是水，而且是水的正“位”。如果晋师救郑之余顺便伐宋，就将造成“名位敌”的征兆，意思是水的名和位如果相遇相敌，双方的力量就会互相抵消，晋师就会徒劳无功。齐是姜姓，炎帝之裔，代表火。所以史墨占梦的结论是“水胜火，伐姜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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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即阖庐召见孙武的前一年，晋史墨答问时讲出五行皆有专“官”（神），称为“五正”，五正经常举行“五祀”，而且这些祭祀木、火、金、水、土五行的专官都“世不失职”。可见五行的观念成熟已久，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已在逐渐推广应用中。只是还没有邹衍式的“五行终始”说——迷信、循环、宿命的“准”政治哲学——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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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无常”的观念，正是由于观察春秋中晚期旷世巨变而逐渐成熟的。与孙武同时的史墨又是最佳之一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前510）记有史墨之言：“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三后（虞、夏、商）之姓，于今为庶。”本节上引《孙子》“故兵无常胜，水无常形……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这些语句，从观念或修辞比喻方法来观察，无一不确凿地反映其春秋末叶的“当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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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黄帝”、“四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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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行军篇》有“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一语。黄帝和四帝两个专词曾是当代学人用以鉴定《孙子》成书时代的论据之一。古史辨派对黄帝极端的质疑可以不论。郭沫若虽对黄帝未曾作过专考，但指出黄帝一名在两周金文中出现之晚却对疑古学人不无影响。黄帝之名初见于“陈侯因敦”。陈即田齐，齐侯因即位于公元前356年，称王则始于公元前334年，谥曰威。此器铸于公元前356年至前334年之间，已迟到战国中期之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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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相关诸学科方法严谨、观点平衡的当代学人似已有一共识：传说虽不能等同历史，传说中对远祖英雄式人物世系的叙述虽有时不免混乱，但传说记载每每含有史实的内核。试读《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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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鲁大夫叔孙婼）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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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子所详举的、以各种不同之鸟为各种职官之名，本文无一一列举的必要。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像郯子这类讲出部族祖先大小图腾的传说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鸟或凤鸟是大图腾，标志各种职官个别的鸟都是小图腾。著名的《西安半坡》的作者石兴邦教授曾将郯子所述的种种鸟官之名列表显示这古老东夷鸟图腾社会的部落、胞族、氏族三层组织，并遍查了延续数千年的山东史前文物中最突出的鸟形器和鸟纹雕饰。他认为“如果说郯子传说是史影，史前山东文化以鸟为主题的丰富文物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实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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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子还提到“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按：众所周知，“云从龙”。在另一篇宏观史前文化论里，石兴邦阐发华夏族群是以龙为标志或图腾的。龙的考古物证是以距今六千多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用蚌壳摆组而成的龙形图像为最早。稍后的湖北焦墩遗址也发现了以卵石组成的、张口作飞跃状的巨龙图像[16]。这类重要的考古发现，对研究远古传说记载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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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文献残阙。《左传》、《国语》所载有关黄帝最早之记载甚有意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前635）记有晋文公重耳回国即位后一年，出师勤王前夕卜得“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这是文献中第一次言及炎、黄二帝的战争。《国语·晋语四》记有重耳返晋前一年自楚流亡到秦，秦穆公以女怀嬴妻之，而重耳“欲辞”。原因是怀嬴本已嫁给为质于秦的晋惠公（重耳异母弟夷吾）之子圉；圉已逃归晋即位为怀公。为了说服重耳此项婚姻并不违犯礼俗，秦国的司空季子不惜指出“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并详列“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其论同姓同德、异姓异德等等意涵复杂牵强，姑可不论，但司空季子首次言及炎黄二帝血缘关系对此后华夏史原论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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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通“挤”，攻战之意）也，异德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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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相挤”，当然指阪泉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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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鲁语上》，鲁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展禽（即柳下惠）为了评讥鲁执政臧文仲令国人祭祀栖集于鲁东门外已经三日的一群海鸟，阐发祭祀之历史庄严性，主张只有对社稷人民确有巨大功绩的古圣王贤人才应列入祀典，并在长篇议论之中提出以下的“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