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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节的论证不误，《孙子》涉及黄帝和四帝之处与春秋菁英所知所言的黄帝完全一致。因此，《孙子》的春秋属性得到进一步的肯定。本节论证更重要的“副果”可能是：我国古代诸多部族以黄帝为共同始祖的全神庙出现于春秋最初的百年之内；这一结论对建立异于《古史辨》的宏观史论应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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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吴问》成篇年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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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兵家残简之中有《吴问》一篇，未见于《孙子兵法》十三篇，全文长二八四字。其主要内容是吴王阖庐和孙武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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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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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人对《吴问》已有数篇专文讨论，其中以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功力最深。吴氏不但校补了阙文，并详考有关史事及晋各卿室的田亩赋役之制，并阐发孙武实为法家之先驱，对商鞅变法具有深巨影响。与本文有密切关系的是吴氏对《吴问》篇述录年代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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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问》的撰写时间，大体可以确定在春秋末期。据《史记·晋世家》，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赵、韩、魏和智氏联合赶走范、中行氏。晋出公十七年（前457）四家卿室瓜分了范、中行氏的土地。晋哀公四年（前453）赵、韩、魏共灭智氏，尽并其地。《吴问》产生的时间应在范、中行、智氏灭亡之后，不然的话，作者绝不会那么准确预料三卿的灭亡次序。对于赵、韩、魏三家的发展，作者认为韩、魏继亡于智氏之后，晋国全部归属赵氏。他的估计全然错了，说明作者既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前376，按当为晋桓公十三年）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前403，按当为晋烈公十三年）三家正式建立封建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变。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到赵、韩、魏三家自立为侯的五十年内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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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测之是否灵验，吴氏断定《吴问》是撰于公元前453—403年这五十年间。郑良树采取此说，但认为《吴问》应当是后人追述之辞，不会是孙武自己手写的[24]。台湾魏汝霖则认为《吴问》文中问答的时间大概不出阖庐召见孙武（前512）与阖庐逝世（前496）这十五六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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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来笔者在《左传》、《国语》[25]中重作少年游且颇有感悟，深觉《吴问》撰述的时代尚待详考。这种感悟是：预测诸侯世卿的吉凶成败不但是春秋列国菁英经常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外交内政决策的重要参考。这种习惯性的政治预测似与华夏文化形成期间的深层忧患意识极有关系。本来用于占筮的《易经》的哲学化虽迟至战国始告完成，《易传》，尤其是《系辞》中包含的人生智慧却必渊源有自。《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战国时人所谓的“中古”应不晚于殷周之际。《易·系辞下》又有作为孔子所说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等语，不正是《尚书·周诰》诸篇中周公谆谆训诫周人“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天难谌”这种忧患意识最中肯的诠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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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二百五十年间预言征验之例不胜枚举。稍事分析略早于阖庐的有关晋卿室政治预言的理性内核将大有助于核定《吴问》写作的时间。试先以晋国“三郤”为例。鄢陵之战（前575）晋国复霸。鲁成公因国内多事，次年两次赴盟皆误期，深怕开罪于晋厉公及郤氏一门的三将佐：郤犨、郤锜、郤至。《国语·周语下》载有鲁成公和周卿单襄子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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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侯曰：“寡人惧不免于晋，今君曰〔晋〕将有乱，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单〕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郤之语矣，殆必祸者也。……夫郤氏，晋之宠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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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是在公元前574年孟冬十月。果不出单襄公所料，年底之前三郤即因“族大、多怨”，首先为晋厉公所杀。由于此事余波，开年初五，厉公被弒[26]。事实上，早在四年前，鲁国孟献子（仲孙蔑）就预言：“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不亡何为！”[27]郤氏亡前三年，晋国老成持重的韩献子（厥）已有预感：“郤氏其不免乎！”[28]他的同僚范文子（士燮），鄢陵战后返晋即感政治风暴之必将来临，命令范氏资深专管祭祀的祝宗为他祷告，唯求速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晋厉公）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果然不久即死了[29]。可见春秋之际菁英政治预感之锐敏，政治预测之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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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郤之后，震动晋国内外的大事件莫过于栾氏之亡。至晚在鄢陵之战前十年（前585）栾武子（书）已执政，将中军。栾氏将亡的预言是由受栾武子之子栾黡所逼暂逃至秦的范鞅（谥献子）口中道出的。《左传》襄公十四年（前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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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景公）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栾〕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章（彰），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为之请于晋而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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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栾书多年执政，廉正自守，施惠于民，死后封邑人民对他深深怀念。栾书之子栾黡虽骄汰贪欲居贿[30]，上承先人遗泽，本身尚可免祸。再下一代的栾盈以善养武士闻名于当世，对人民也不如父亲那样汰虐。但不幸的是他的“善”尚“未能及人”，而身已列于卿位，人民虽已淡忘他祖父的恩泽，却对他父亲一生的“恶”迹反感日深。因此，栾盈正注定将成为这三代恩怨转折点上的失落者。证以《左传》成、襄间的编年纪事，范鞅的预测分毫不爽。这类纪事纪言正是《左传》史料真实可信性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因为像范鞅这样微妙的分析和推断是高度理性与敏锐直觉的结晶，绝不是后代单凭生花之笔就能杜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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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深了解何以孙武在《吴问》中误测最后晋国一归于赵，而极灵验地测出范、中行、智氏灭亡的次序，我们有必要择要评估晋国六个卿室的长短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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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氏亡前，范宣子士禛已经执政。在与栾氏斗争期间，范氏与中行氏和亲，士禛之子士鞅更以曲沃为贿争取到魏舒的中立[31]，因此完成了孤立栾氏的部署。栾氏亡后，范、中行集团日益骄横，而士禛的“贪”，尤为列国菁英所不喜。《国语·晋语八》记有他“与和大夫争田久而无成”的丑闻。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鲁国名大夫穆叔（叔孙豹）赴晋朝聘时，范宣子问古人“死而不朽”一语真义时，遭到客人的讥讽：只有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贵族爵禄的世袭不得谓不朽。《左传》同年更重要的纪事是：“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是年二月，子产托行将聘晋的郑国大夫子西（即公孙夏）带信去责问范宣子“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并加警告，如继续向诸侯勒索重“贿”，“则子之家（将）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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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献子士鞅早在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已初露头角，为秦景公准确地预测栾氏之将亡，早期随父在列国间战役及国内斗争中亦有表现。他在晋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五十七年之久（前559—502），是一纪录。伦序执政（前509—502）已届衰年，他中晚年的作风类似其父，亦以贪货骄汰闻于列国。迟到他死后十四年，鲁大夫子服景伯还在列国交往的场合追忆三十三年前“晋范鞅贪而弃礼”，恃强欺辱鲁国卿大夫[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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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林父将中军（前597—593），死后荀氏分为中行及知氏。栾氏亡后，中行和知氏的人才虽较范、赵、韩、魏等氏为逊色，甚至在列国交往场合上还偶遭“失辞”、“不文”、“求货”之讥，但分为两氏之后，在国内高层权力分配上占有利地位。试看鲁昭公五年（前537）楚人口中述出的晋国六卿：“韩起（宣子）之下，赵成（景子，不久卒）、中行吴（穆子）、魏舒（献子）、范鞅（献子）、知盈（悼子）……皆诸侯之选也。”中行、知，加上中行的姻家范氏，就居六卿之半了。此后七十年间，虽因寿夭、事故、际遇，晋国最高层权力分配未必经常如此，但范、中行、知氏这个集团权力之大，气势之凌人，正是当时明哲之士预测二氏将先亡的基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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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氏早期的著名人物是韩厥（献子）。他在邲之战之前已是司马，为人正直庄重，公元前574年当政以后对兴复赵氏甚有贡献，取得国内外好评。当政八年告老致仕，因长子废疾，正式以次子韩起（宣子）为嗣。韩起政治生命长达五十二年（前566—514），仅次于范鞅，而主持国政二十六年之久，在晋国是一纪录。《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很不寻常地以将来完成时式综述韩起长期执政的特征：“既而政在大夫，韩子懦弱，大夫多贪，求欲无厌。……及赵文子（武）卒（前541），晋公室卑，政在侈家。韩宣子为政，不能图诸侯。”韩起死后，魏舒（献子）为政（前514—509）。总括而言，魏氏情况与韩氏略同，都是卿室斗争兼并过程中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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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卿室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推赵氏。早期赵氏的中坚人物是协助晋文公建立霸权的赵衰（成子）和执政二十年（前621—601）之久的赵盾（宣子）。被誉为“冬日之日”的赵衰之“文”和被喻为“夏日之日”的赵盾之“忠”，是当时及后世的菁英所公认的。赵盾公忠体国，久主列国盟坛，而不免弒君之名，以致孔子也为他惋惜。权衡了赵盾的功过之后，孔子还是肯定地认为“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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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赵氏的中心人物是公元前583年赵氏大宗灭族惨剧中惟一幸存者——历史和剧台上有名的“赵氏孤儿”赵武（谥文子）。他童稚之年如何被救收养，因自古已传奇化，详情已不可考。但十年后晋悼公即位，抚恤忠良，接受韩厥等人的建议，擢拔年未及冠的赵武为卿，并发还赵氏原来的封邑。赵氏的中兴是当时超越国界大快人心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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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币重遭子产责问的范宣子卒后，赵文子为政（前548—541）。他当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一举即博得列国一致的赞扬。他同时向来晋朝聘的鲁国名大夫叔孙豹宣示他的外交政策：力图加深了解东方大国齐国的特殊心理需要，用谦和诚挚的态度发展他与楚令尹屈建已有的私谊，尽力促成列国弭兵运动[34]。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发起的列国弭兵运动之卒获成功，是与赵文子的谦和外交与鼎力支持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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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元年（前541）初，赵文子属下的大夫祁午对他做出坦白的评价：“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晋，……晋之耻也。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师徒不顿，国家不罢，民无谤，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终之以耻。”事实上，晋国并未因赵文子的务实外交而蒙受真正的损失或耻辱，最多也不过是在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上让楚国领先歃盟而已。总之，几遭灭族侥幸中兴的赵氏，自文子赵武至其曾孙襄子无恤，一贯以“忍耻”为“保世”的至理箴言之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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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后期的柱石是赵鞅，史称赵简子或简主。他除了承袭祖父文子谦柔内省的风范之外，另具有坚韧、果敢、阴鸷、知人善任的一面。在长达四十二年的政治活动中（前517—475），他自始即是叱吒风云的人物，有生之年，言行轶事已近传奇。刘向去古未远，涉猎春秋史料最多，认为：“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汉初〕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诚能如赵简主，朝不危矣。”[36]赵简子的机智才能之见重于当时及后世有如此者！他现身于春秋列国政坛（前517）距吴王阖庐召见孙武仅四五年，其间赵鞅的政治表现，晋国内外所发生的巨大事件都与孙子《吴问》之作有极密切的关系，值得较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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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鞅初显身手是平周王室之乱。周景王本已立有太子，但晚年喜欢长庶子子朝。景王因心脏病崩于公元前520年。“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王）景（王）之族以作乱。”在王位斗争中，晋国支持太子猛，但两年之久虽曾出师而未能收效。《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前518）记是年夏郑国著名正卿子大叔（游吉）随国君聘晋时，范鞅问他王室乱事如何处理才好。子大叔回答：“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然大国之忧也，吾侪何知焉？吾子其早图之！……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于是，“〔范〕献子惧，而与〔韩〕宣子图之。乃征会于诸侯，期以明年”。从这谈话可以看出晋国资深诸卿（当然包括四年后继韩起执政的魏舒），能力及意志都不足以应付艰巨。次年（前517）勤王戡乱的重任之所以独独落在少壮的赵鞅肩上，很明显地是由于他非凡的才干。鲁昭公二十五年《春秋·经》列出九国的正卿和代表赴晋会盟；《传》精简的纪事已绘出赵鞅在列国政坛亮相的威严：“夏，会于〔晋南〕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一百一十九年前（前635），赵鞅的高祖赵衰力劝晋文公“求霸莫如入王尊周”[37]，因为勤王是最名正言顺、最受列国重视的大事。赵鞅初显身手，即名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