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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卿室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推赵氏。早期赵氏的中坚人物是协助晋文公建立霸权的赵衰（成子）和执政二十年（前621—601）之久的赵盾（宣子）。被誉为“冬日之日”的赵衰之“文”和被喻为“夏日之日”的赵盾之“忠”，是当时及后世的菁英所公认的。赵盾公忠体国，久主列国盟坛，而不免弒君之名，以致孔子也为他惋惜。权衡了赵盾的功过之后，孔子还是肯定地认为“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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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赵氏的中心人物是公元前583年赵氏大宗灭族惨剧中惟一幸存者——历史和剧台上有名的“赵氏孤儿”赵武（谥文子）。他童稚之年如何被救收养，因自古已传奇化，详情已不可考。但十年后晋悼公即位，抚恤忠良，接受韩厥等人的建议，擢拔年未及冠的赵武为卿，并发还赵氏原来的封邑。赵氏的中兴是当时超越国界大快人心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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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币重遭子产责问的范宣子卒后，赵文子为政（前548—541）。他当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一举即博得列国一致的赞扬。他同时向来晋朝聘的鲁国名大夫叔孙豹宣示他的外交政策：力图加深了解东方大国齐国的特殊心理需要，用谦和诚挚的态度发展他与楚令尹屈建已有的私谊，尽力促成列国弭兵运动[34]。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发起的列国弭兵运动之卒获成功，是与赵文子的谦和外交与鼎力支持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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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元年（前541）初，赵文子属下的大夫祁午对他做出坦白的评价：“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晋，……晋之耻也。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师徒不顿，国家不罢，民无谤，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终之以耻。”事实上，晋国并未因赵文子的务实外交而蒙受真正的损失或耻辱，最多也不过是在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上让楚国领先歃盟而已。总之，几遭灭族侥幸中兴的赵氏，自文子赵武至其曾孙襄子无恤，一贯以“忍耻”为“保世”的至理箴言之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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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后期的柱石是赵鞅，史称赵简子或简主。他除了承袭祖父文子谦柔内省的风范之外，另具有坚韧、果敢、阴鸷、知人善任的一面。在长达四十二年的政治活动中（前517—475），他自始即是叱吒风云的人物，有生之年，言行轶事已近传奇。刘向去古未远，涉猎春秋史料最多，认为：“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汉初〕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诚能如赵简主，朝不危矣。”[36]赵简子的机智才能之见重于当时及后世有如此者！他现身于春秋列国政坛（前517）距吴王阖庐召见孙武仅四五年，其间赵鞅的政治表现，晋国内外所发生的巨大事件都与孙子《吴问》之作有极密切的关系，值得较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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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鞅初显身手是平周王室之乱。周景王本已立有太子，但晚年喜欢长庶子子朝。景王因心脏病崩于公元前520年。“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王）景（王）之族以作乱。”在王位斗争中，晋国支持太子猛，但两年之久虽曾出师而未能收效。《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前518）记是年夏郑国著名正卿子大叔（游吉）随国君聘晋时，范鞅问他王室乱事如何处理才好。子大叔回答：“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然大国之忧也，吾侪何知焉？吾子其早图之！……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于是，“〔范〕献子惧，而与〔韩〕宣子图之。乃征会于诸侯，期以明年”。从这谈话可以看出晋国资深诸卿（当然包括四年后继韩起执政的魏舒），能力及意志都不足以应付艰巨。次年（前517）勤王戡乱的重任之所以独独落在少壮的赵鞅肩上，很明显地是由于他非凡的才干。鲁昭公二十五年《春秋·经》列出九国的正卿和代表赴晋会盟；《传》精简的纪事已绘出赵鞅在列国政坛亮相的威严：“夏，会于〔晋南〕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一百一十九年前（前635），赵鞅的高祖赵衰力劝晋文公“求霸莫如入王尊周”[37]，因为勤王是最名正言顺、最受列国重视的大事。赵鞅初显身手，即名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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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者不可忽略《左传》偶或有珍贵而需细嚼的有关列国菁英讯息舆情传播的资料。黄父会上赵鞅和郑国正卿子大叔的长篇谈话即是一例。笔者按：自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一直认为这位“美秀而文”的后辈是他理想的接班人。从继子产当政（前522）之前，子大叔和赵鞅的祖父赵文子在列国交往场合即情投意合。因此，赵鞅在公元前517年和他初面之时即待之以长辈之礼，并虚心地向他请教。子大叔也借此机会为他追忆子产生前长篇论“礼”的种种功能及其所以为“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之故；赵鞅很感动地说：“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事实上，子大叔之“言”远不只此，因为鲁定公四年（前506）子大叔死在赴盟的归途上，“晋赵简子为之临，甚哀，曰：黄父之会，夫子语我九言……”。可见十一年前初遇之时，子大叔对处世、为人、从政的九句警劝之言，赵鞅毕生不忘——这是何等真挚的友谊[38]！友谊是双向的，这位子产之后言重诸侯公卿的郑国元老之大有裨于赵鞅的国际造像是不言而喻的。春秋晚期人士对赵氏的历史及特色本多同情与景慕，赵鞅极成功的政治登场势将引起列国菁英对赵氏更多的注意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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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阖庐即位的最初两年正值晋国连续发生重大事件。阖庐元年，亦即鲁昭公二十八年（前514）春间晋国祁氏及羊舌氏遭灭族之祸。《左传》：“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新改成的十县由六卿族中的“馀子”充任县大夫。于是，诚如《史记·晋世家》所说：“晋（公室）益弱，六卿皆大。”按：鲁昭公三年（前539），《左传》记有晋叔向对聘晋的齐国晏婴的长篇谈话。叔向感叹晋国“公室之卑”，八个旧族如“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都已“降在皂隶”，即使他自己的羊舌氏，其将来如何，都很难说。果然二十五年后，羊舌氏及祁氏又遭灭族。这项土地、权力集中于六个卿室的事实，和六卿室间继续斗争兼并的趋势，是绝不会不引起列国菁英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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阖庐二年，即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晋国发生了一件使列国菁英更为震惊的大事。《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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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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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并载有孔子即刻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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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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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更载有晋国史墨的反应及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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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荀〕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即赵鞅）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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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感叹，与二十三年前晋叔向责问郑子产之铸刑书如出一辙，都代表正统保守人士对旧制度行将崩溃的不安和悲伤。铸刑鼎的短期现实影响可能不大，但成文法在久霸的晋国出现的长期、全面、象征性的意义却极深远。此后各国统治阶级都会感到冲击扫荡传统金字塔式多阶层的政治、社会、权利、义务结构的狂飙骤雨迟早必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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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纪事，特别是所载史墨之言，是本文作结论时的瑰宝。史墨是当时最博学多闻、最富智慧的晋国大夫。可贵的是他的感言和预测——范、中行两氏先亡，赵氏如不失德，“可以免”——竟与孙武的预测几乎完全相符。这就有力地说明孙武预测中灵验与不灵验的部分，都代表春秋末叶一般菁英的共识和同感。深悉晋国内情如史墨者尚且相信赵氏“可以免”，孙武对赵氏远景估计过高的错误是不难理解的。更可贵的是《左传》系孔子及史墨之言于昭公二十九年之末，紧接着“冬”晋铸刑鼎简要纪事之后。这充分表明此二哲人的反应和预测是即刻的，并暗示这种反应的“即刻性”绝不仅限于鲁、晋两国。众所周知，《春秋左传》纪事以鲁为“主”国，此外较详于长期称霸的晋国。我们有理由相信雄才远虑的吴王阖庐对重要盟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绝不会不立即有所反应的。因此，《吴问》正是他即刻反应的纪录，是幸而因有《孙子》才得保留至今的。所以现存的《孙子兵法》和《吴问》都是撰成于阖庐召见孙武之年——公元前512年；不过，《孙子》撰就于召见之前，而《吴问》所纪则成于召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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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现存《孙子》十三篇及其余残篇撰成的年代和次序，曹操、孙星衍、毕以珣三家所论，词简识卓，令人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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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本节之前，尚有一事必须提及。孙武在《吴问》中对范、中行两氏先亡的预测可能与当时一般菁英的看法相近，但是在解释诸卿室灭亡先后以及赵氏最后胜利之故，孙武却提出较孔子和史墨更深刻独到的见解。现存春秋文献之中，惟有《吴问》讲到晋六卿室田制的不同：范、中行氏制田，以百六十（方）步为亩，亩最小，税最重；智氏制田，以百八十步为亩，亩次小，税次重；韩、魏两氏制田，以二百步为亩，亩更次小，税亦如之；赵氏制田，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亩最大，免税仅征赋。赵氏给与人民最优惠的待遇，这正符合阖庐治吴的基本政策，所以在《吴问》中他表示对孙武答复的满意，并作结论：“王者之道明矣，□□〔厚爱〕其民者也。”[39]孙武的答案初看似乎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已显示出他掌握政治、经济、兵源等方面关键问题的能力。一百五六十年后商鞅变法即采取了《吴问》中首次言及的赵氏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富国强兵的基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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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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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两千余年来一贯认为《论语》是传世文献中最古的私家著述。虽然《论语》一书杂有孔子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的笔墨，但《论语》的极大部分代表孔子的思想和言论。已故杨伯峻教授的看法——《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41]——是当代学人所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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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肯定《孙子兵法》的春秋属性。通过《吴问》与《左传》的对核，得出不久前连自己都梦想不到的结论——《孙子》十三篇和《吴问》都可确定是撰成于吴王阖庐三年，孔子时年四十。《孙子》及《吴问》的撰成应早于《论语》的编就至少两个世代。本文的结论如无大误，举世汉学界理应公认《孙子》为中国现存最古的私人著述。中国典籍、目录诸学，学术、哲学诸史亦应重定坐标。重定坐标势必引起一系列的学术翻案，其中可预期令人最惊讶的将是《老子》辩证思维至少部分衍生于《孙子》的这项论证。本文的结论可能引起最基本的大课题应是如何重新考订、分析、权衡、界定“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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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月5日，南加州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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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学术集林》卷17（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重排，文字有稍许订正。又本文最初刊于《历史研究》（北京），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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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沂竹简兵书研究对本文最有用的是：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4期）；詹立波，《略谈临沂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1974年第12期）；常弘，《读临沂汉简中〈孙武传〉》，《文物》（1975年第4期）；对《孙子》研究最系统的摘要和评估是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一文，载《竹简帛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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