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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现存《孙子》十三篇及其余残篇撰成的年代和次序，曹操、孙星衍、毕以珣三家所论，词简识卓，令人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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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本节之前，尚有一事必须提及。孙武在《吴问》中对范、中行两氏先亡的预测可能与当时一般菁英的看法相近，但是在解释诸卿室灭亡先后以及赵氏最后胜利之故，孙武却提出较孔子和史墨更深刻独到的见解。现存春秋文献之中，惟有《吴问》讲到晋六卿室田制的不同：范、中行氏制田，以百六十（方）步为亩，亩最小，税最重；智氏制田，以百八十步为亩，亩次小，税次重；韩、魏两氏制田，以二百步为亩，亩更次小，税亦如之；赵氏制田，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亩最大，免税仅征赋。赵氏给与人民最优惠的待遇，这正符合阖庐治吴的基本政策，所以在《吴问》中他表示对孙武答复的满意，并作结论：“王者之道明矣，□□〔厚爱〕其民者也。”[39]孙武的答案初看似乎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已显示出他掌握政治、经济、兵源等方面关键问题的能力。一百五六十年后商鞅变法即采取了《吴问》中首次言及的赵氏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富国强兵的基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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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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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两千余年来一贯认为《论语》是传世文献中最古的私家著述。虽然《论语》一书杂有孔子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的笔墨，但《论语》的极大部分代表孔子的思想和言论。已故杨伯峻教授的看法——《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41]——是当代学人所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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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肯定《孙子兵法》的春秋属性。通过《吴问》与《左传》的对核，得出不久前连自己都梦想不到的结论——《孙子》十三篇和《吴问》都可确定是撰成于吴王阖庐三年，孔子时年四十。《孙子》及《吴问》的撰成应早于《论语》的编就至少两个世代。本文的结论如无大误，举世汉学界理应公认《孙子》为中国现存最古的私人著述。中国典籍、目录诸学，学术、哲学诸史亦应重定坐标。重定坐标势必引起一系列的学术翻案，其中可预期令人最惊讶的将是《老子》辩证思维至少部分衍生于《孙子》的这项论证。本文的结论可能引起最基本的大课题应是如何重新考订、分析、权衡、界定“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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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月5日，南加州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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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学术集林》卷17（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重排，文字有稍许订正。又本文最初刊于《历史研究》（北京），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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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沂竹简兵书研究对本文最有用的是：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4期）；詹立波，《略谈临沂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1974年第12期）；常弘，《读临沂汉简中〈孙武传〉》，《文物》（1975年第4期）；对《孙子》研究最系统的摘要和评估是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一文，载《竹简帛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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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子略解·叙》，收在孙星衍辑，《岱南阁丛书》，重印于《四部备要》本《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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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印于《四部备要》本《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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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吴王世系偶或有误；本文采取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3册，页1483的考证。本文以下引用此书一律简称《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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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上详《左传》昭公二十年及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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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左传》昭公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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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左传》哀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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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文所有征引《孙子》诸项均根据《四部备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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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详见常弘，《读临沂汉简中〈孙武传〉》，《文物》（1975年第4期），页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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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殿爵编，《吴越春秋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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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四部备要》本作“兵”，今从《兵书四种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页14，改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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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谏晋献公：“神鬼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见辅是凭依之意。这个诠释出自古棣、周英，《老子通》，上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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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页198—205、341—342、368—369，对本文本节极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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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齐思和，《孙子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1939年第26期），页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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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石兴邦，《山东地区史前考古方面的有关问题》，《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6），特别是页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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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石兴邦，《中国文化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考古学探讨》，黄盛彰主编，《亚洲文明》（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第3集，特别是页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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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笔者的《“天”与“天命”探原》刊于《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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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三年，页1082，杨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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