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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页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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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史记·封禅书》：“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这是司马迁用心之处，特别指出官方和民间宗教祭祀系统不同，民间的炎黄崇拜可能自远古未曾间断过。即使就秦廷而言，秦灵公（前424—415）时“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虽晚，较齐国的“陈侯因敦”还要早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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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孙诒让，《墨子间诂》（台北：新文丰重印日本《汉文大系》本）卷12，页2—3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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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孙诒让，《墨子间诂》，页1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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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对黄帝以暴止暴的多层意义发挥淋漓尽致的，是原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Mark E. Lewis,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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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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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同页有魏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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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左传》成公十六、十七年，《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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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左传》成公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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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左传》成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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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左传》成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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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国语·晋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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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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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前521）；哀公七年（前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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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左传》宣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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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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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刘向《说苑》（《四部备要》本）卷三《建本》：“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安于曰：‘无恤不才，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其人能为社稷忍辱。……’”《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前468）终卷记有知伯面辱赵襄子事：“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赵襄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两说大体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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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刘向，《臣术》，《说苑》卷2，页6下—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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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史记·晋世家》，页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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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子大叔事迹，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二十五年、定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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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竹简《吴问》除三字外，全文皆经吴氏审慎校补。本文涉及田制之处，只能是竹简原文的通俗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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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吴氏考订孙武对商鞅的思想和制度改革的影响，甚见功力。页9论古田制，据《太平御览》卷750（上海涵芬楼影印），纠正了刻印错误。原文“一位算法”经吴氏订正为“一行算法”。僧一行是唐太宗、高宗期间著名天算古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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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杨伯峻编著，《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导言”，页4—5。再，杨伯峻，《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文物》（1975年第1期）指出《孙膑兵法》竹简中提到晋将荀息和孙轸。前者系晋献公（前676—651在位）时人，后者不见于《左传》，但《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孙轸五篇》。传统学人有疑孙轸系陈轸之误者，惟陈轸屡见于《战国策》，为战国纵横家。杨氏指出《汉书·艺文志》同类书通常以时代先后为序，《孙轸》列在《蚩尤》与《繇叙》之间，后者即由余，秦穆公（前659—621在位）时人。杨氏疑孙轸应系晋文公时名将先轸（公元前635年擢为中军帅，卒于前627年），并认为“这样一位人物有兵书著作是毫不奇怪的”，此文中杨氏谓“《论语》的成书已在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00年左右”。果尔，则《孙轸五篇》早于《论语》之编就两百余年，而本文考证结果《孙子兵法》早于《论语》至少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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