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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左传》成公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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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左传》成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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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左传》成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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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国语·晋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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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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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前521）；哀公七年（前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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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左传》宣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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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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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刘向《说苑》（《四部备要》本）卷三《建本》：“赵简子以襄子为后。董安于曰：‘无恤不才，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其人能为社稷忍辱。……’”《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前468）终卷记有知伯面辱赵襄子事：“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赵襄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两说大体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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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刘向，《臣术》，《说苑》卷2，页6下—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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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史记·晋世家》，页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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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子大叔事迹，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二十五年、定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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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竹简《吴问》除三字外，全文皆经吴氏审慎校补。本文涉及田制之处，只能是竹简原文的通俗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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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吴氏考订孙武对商鞅的思想和制度改革的影响，甚见功力。页9论古田制，据《太平御览》卷750（上海涵芬楼影印），纠正了刻印错误。原文“一位算法”经吴氏订正为“一行算法”。僧一行是唐太宗、高宗期间著名天算古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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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杨伯峻编著，《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导言”，页4—5。再，杨伯峻，《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文物》（1975年第1期）指出《孙膑兵法》竹简中提到晋将荀息和孙轸。前者系晋献公（前676—651在位）时人，后者不见于《左传》，但《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孙轸五篇》。传统学人有疑孙轸系陈轸之误者，惟陈轸屡见于《战国策》，为战国纵横家。杨氏指出《汉书·艺文志》同类书通常以时代先后为序，《孙轸》列在《蚩尤》与《繇叙》之间，后者即由余，秦穆公（前659—621在位）时人。杨氏疑孙轸应系晋文公时名将先轸（公元前635年擢为中军帅，卒于前627年），并认为“这样一位人物有兵书著作是毫不奇怪的”，此文中杨氏谓“《论语》的成书已在战国初期，约公元前400年左右”。果尔，则《孙轸五篇》早于《论语》之编就两百余年，而本文考证结果《孙子兵法》早于《论语》至少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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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八章 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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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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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源头深藏在《周易》和已经佚失了的更早的《连山》和《归藏》之中。《易》虽原系卜筮之书，但内中蕴藏着丰富的哲理。六十四卦“乾坤居首，其余六十二卦两两比邻，不反则对，全是按此规律排列”[1]。这部至晚成于殷、周之际的卜筮专书中暗藏着矛盾对立，而又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有待后世名卿哲士去阐析。从《左传》中可以肯定自春秋早期即有以“德刑”、“刚柔”等对立概念应用于政务人事之例。首度成系列的辩证词组出现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齐国名卿晏婴对齐景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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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其平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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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同年记有郑子产临终前对他理想的政治接班人子大叔（游吉）的劝诫：“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左传》立即征引事后仲尼“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对郑国两代名卿政绩的赞扬。可见吴王阖庐三年（前512）事先由孙武撰就进呈的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大批、系统、不反则对的辩证词组的出现绝不是偶然和突然的，而是春秋晚期的新思辨潮流的深刻反映。在检讨《孙子》、《老子》辩证思想的传承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正确了解古代中国辩证思维的特征。当代思想史家中，李泽厚先生对中国文化积淀往往有新颖深切的体会，而且能把深邃的道理做出精当易晓的解释。他认为先秦思想流派中最先发展和应用辩证思维的是兵家，因为战争事关生死存亡，“略不经心便可铸成大错，而毫厘之差便有千里之失”。他紧接着做了以下分析和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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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此，古兵家在战争中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就不止是单纯经验的归纳或单纯观念的演绎，而是以明确的主体活动和利害为目的，要求在周密具体、不动情感地观察、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尽快舍弃许多次要的东西、避开繁琐的细节规定，突出而集中、迅速而明确地发现和抓住事物的要害所在；从而在具体注意繁杂众多现象的同时，却要求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去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作出抉择。所谓概括性的二分法思维方式，就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便于迅速掌握住事情的本质。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提出的那许许多多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对立项，即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攻守、动静、虚实、劳逸、饥饱、众寡、勇怯……等等。把任何一种形势、情况和事物分成这样的对立项而突出地把握住它们，用以指导和谋划主体的活动（即决定作战方案或退或进、或攻或守等等）。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替代的直观把握方式，是一种简化了的却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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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种矛盾思维方式是来源于、产生于军事经验中，而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辩、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所以它们本身也就与世俗生活一直保持着具体内容的现实联系，具有极大的经验丰富性。像《孙子兵法》里举出的那许多矛盾对立项，就是非常具体的和多样化的。与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它们是生活斗争的经验性概括，而不是语言辩论的思辨性的抽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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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孙子》、《老子》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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