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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阴阳、寒暑、上下、左右、纵横、往来、先后、远近、深浅、大小、方圆、主客、敌我、广狭、顺逆、死生、胜败、治乱、安危、利害、轻重、强弱、智愚、文武、贵贱、众寡、饱饥、爱（赏）罚、虚实、形名、正奇、刚柔、动静、行止、静、劳逸、攻守、进退、诱避、迂直、屈伸、起伏、专散、险易（利）、勇怯、愠悦、取予、骄卑、离（分）合、迎背（向逆）、周隙、全破、心力、钝锐、速久、有余不足、有常无常、有形无形、崩乱严明、齐一（同欲）不合、不（无）穷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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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老子》中的辩证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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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诸子百家大辞典·道家篇》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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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有无、刚柔、强弱、大小、高下、前后、美丑、难易、损益、生死、吉凶、祸福、荣辱、贵贱、智愚、巧拙、胜败、攻守、进退、轻重、静躁、曲直、雌雄（牝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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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本文笔者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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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正、天地、夷颣、盈洼、辩讷、敝新、明昧、歙张、开阖、兴废、取与、寒热、厚薄、长短、善妖、德怨、文朴、有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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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孙子》词组大多数皆有关军事，比较详细周密，而《老子》对《孙子》词组有所损益，有关军事的比较概略，而词组涉及的思想范畴却较《孙子》为广。笔者觉得这一现象从李泽厚的宏观论断中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老子》谈兵部分确有不少处可认为是《孙子兵法》的延伸和概括，但《老子》之所以富原创性，正是因为它能把《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提升到政治和形上哲学的辩证层次[3]。可惜的是，这种论断是出自李泽厚长期对中国文化积淀个人独特的体会，而且在讨论“兵家辩证特色”的第一底注中，谦虚地声明《老子》“著者及其成书年代，本文不讨论，暂采春秋末年说”[4]。《孙》、《老》问题的澄清就有待“偏重考证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史”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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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第二次退休以后，研究兴趣始转入中国古代思想、宗教和制度，虽对思想知识尚极有限，却正是“偏重考证的历史学家”。从繁琐的考据以求证成《孙》为《老》源，正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案：本文附加的参考论文（一），拙著《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的结论是：《孙子》十三篇撰就于吴王阖庐三年（前512）召见之前，其成篇早于《论语》至少两、三个世代。参考论文（二），《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说明《史记·老子列传》中的老子李耳（字聃）的后裔世系必系青年司马谈讲业齐都期间，亲获自李耳八世孙、胶西王卬太傅李解者，故李耳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约当孔子卒后、墨子诞生后四十年。再则即使当代极端崇《老》学人相信孔子曾问礼于老聃者，亦不得不承认《老子》成书必晚至战国之世，故《老子》书中辩证词组及论辩方法至少部分衍生于《孙子》一事，本应系不争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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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两千余年来，在重文轻武、儒家伦理、老庄玄学支配的思想环境之中，孙子其人其书饱受漠视、怀疑与毀谤，即使集心性大成的军事天才王阳明都认为《孙子》“炼字炼句，逼真《老子》书”[6]。当代郭沫若的看法更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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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是稍后于老子的一部杰出的古代军事著作，相传为孙武所作。孙武，齐人，活动于春秋晚期，做过吴国的将领。他所著的《孙子兵法》，发展了老子的军事思想，为后来兵法家的先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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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看法与郭沫若完全相反的已故钱穆先生，也充分了解从文字文句上考证《老子》“伪出”或晚出之异常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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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清儒辨《伪古文尚书》，一一为之搜其出处，明其剽窃之所自，而《伪古文尚书》之案遂定。然《老子》非《伪古文尚书》比；《老子》五千言洁净精微，言无枝叶，本不求剽窃见信，亦何从以剽窃证伪？故欲自文字文句求之而证《老子》之伪出，其事不如证《伪古文尚书》之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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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学术真理和公道，我们虽对《老子》一书必须给予应有的尊敬和赞赏（因为晚出不能等同“伪出”），还是要勉为其难地从文字文句中探索《老子》吸取《孙子》的真凭实据。试先以《孙子兵法》中的《势篇》与《老子》全书中相关文句作一密集多维的比较与考诠。《势篇》全文三三八字抄录如下以备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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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实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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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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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乌）〔鸟〕之疾，至于毀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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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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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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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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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释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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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奇正”谈起。《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此篇文字瑰丽雄奇，论“奇正”一段尤为全篇精华所在。试先从词源方面着眼。案：“奇正”一词出于《孙子》，不见于《论语》、《墨子》、《吴子》（起）、《司马法》、《商君书》、《孟子》、《左传》、《国语》、《庄子》、《荀子》，而仅见于《老子》。即此一端已可见《孙》、《老》关系之密切。更有意义的是：《孙子》奇正之论虽如神龙变化无穷，其应用要不出兵事范畴；而《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已由“用兵”扩展而包括“治国”了。这正说明何以李泽厚认为《老子》将《孙子》“奇正”军事辩证法提升为政治辩证法[9]。李零教授指出《汉书·艺文志》中《阴谋书》如《伊尹》、《太公》、《辛甲》、《鬻子》及《管子》等“都是依托名贤讲治国用兵”。即使道家也应时需向外拓展，“强调顺应天道，形神相葆，也是退可以养生延命，进可以治国用兵，兼济天下。如《老子》除去讲养生处世，也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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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如何处理“兵权谋”家值得仔细分析。班固的办法是先列举以《吴孙子兵法》为首的“兵权谋十三家”，以明示《吴孙子》时代之早及其在学派中宗师的地位。由于体裁及篇幅都不允许详述此类兵书自孙武至西汉末性质和内容的演变，所以他只能以“历时的”（diachronic）方式作尽量精简的综述：“权谋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谋，用技巧者也。”[11]这十三家中当然没有被认为“道家”之宗的《老子》，但《老子》论兵上承《孙子》，下启来者的枢纽地位，却在班固的综述中得到最确凿的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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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从《孙子·势篇》顺序举例与《老子》（十二章）中相似文句比较并加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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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势篇》 《老子》（十二章）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 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伤）。 后者文义袭取前者而加以改造，至为明显。进一步探索“五”在古代中国异常丰富的自然、天象、思想、文化、社会、制度各方面的意义会更加强我们这种判断。案：思想史家之论“五”类皆以西周末史伯之论五行开始。五行说在古代思想中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笔者揣想古人对“五”的特别兴趣与注意可能与更早的极罕见“吉庆”的天象有关。《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