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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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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几千年来民间流传不断，笔者少年时即已得闻的千古难逢的最大祥瑞之一，所谓的“五星联珠”。1989年洛杉矶加州大学周鸿翔教授与美国太空总署天算专家彭瓞钧博士合作推算出公元前1953年2月23日，在夏都山西阳城附近，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的确几乎排成一条直线[12]。最近，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也发表了初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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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计算出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经对夏代立国前后的五星聚合重新推算，也证实了这次五星聚会是迄今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在2月26日，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四度。这种奇异壮观的天象，很可能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因此可以作为估定夏代年代的参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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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天上的五大行星，或是自史伯始一般认为大地的五行，都同以金、木、水、火、土为名，可见古人“尚五”是渊源有自的。诚如当代一位学人所指出，“尚五”的观念在春秋时代“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五味”、“五声”、“五色”、“五方”、“五神”、“五祀（五正）”、“五牲”、“五谷”、“五穹”、“五脏”、“五星”、“五刑”、“五兆”等等[14]。另一位当代学人，除对我国古代步兵基本单位“伍”（“五人为伍”）及长短兵器配合成套的“五兵”的起源有精当的考释外，还特别对“五”的意蕴加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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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兵器的出现正是周代兵器发展的一个特征，而这种多样化的兵器最后所以不定型为三种、四种或六种，却偏偏要名为五兵，则与五行说是直接有关的。古人认为五可以发生无穷的变化，……而多样化的兵器的设计思想之花，既然开在五行说的肥沃土壤上，那么五兵的最后定型，不在五行说异彩独放的春秋时代，又在哪一个时代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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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对“五”精彩的发挥大大增强了笔者的论断——《孙子兵法》中论及五行部分之春秋属性，绝不是已故齐思和教授等人所能推翻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晚期人士如孙武和他同时的晋国著名大夫史墨等阐发“五”的积极功能及其深厚多维文化意蕴的语言里，充满了欣悦与赞叹，而今本及近年发现的简本《老子》书中，却对五色、五音、五味表示消极，甚或警告的态度——这和《老子》反儒家仁、义、礼、智和反墨家的尚贤的态度是一致的，也正是《老子》思想体系形成之晚的明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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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表面文字之下的考证和诠释是探索《孙》、《老》关系必不可少的工作。我们应该继续密集地以《孙子·势篇》为主，佐以其他篇章，以考诠《孙》、《老》词异而义同的文句。先以有关“循环”论的词句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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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孙子》皆作“循环之无端”，而银雀山简本《孙子》无“循”字，但“环之无端”与“循环之无端”意义毫无差别。《孙子》的词句完全被《荀子·王制篇》联系天人关系时所征用：“始而终，终而始，若环之无端也。”《老子》（二十五章）中最重要的“周行而不殆”也是意义完全相同的。“有物混成”句中的“物”，郭店楚简《老子》中作“”。此字裘锡圭先生近来认为应释为“状”[16]。“混成”一般皆释为“混然而成”，也就是说“道”是在“混混沌沌”的状态下出现的宇宙总规律。根据《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寂者，无声音；寥者，空无形。”[17]而《孙子·势篇》早已有“纷纷纭纭”，“浑浑沌沌”；《虚实篇》早已有“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等绝妙的副词语句。传世《老子》本以炼字炼句独步千古，词及义汲取《孙子》中神来之笔而加以改造，岂是偶然？笔者甚至相信“周行而不殆”句中的“不殆”和今本《老子》他篇中的“不殆”，也都可能是受《孙子》“百战不殆”名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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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最被后人认为是“兵书”的名句，显系源自《孙子》开首《计篇》战术原则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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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桡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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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孙子·势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等语对《老子》影响也极深巨。试看《老子》（三十六章）首段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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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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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老子》诸章，尤以三十六章中两千余年来被公认为最机灵诡诈的战术箴言，在词与义上都最肖似《孙子》，自不待言。此中更重要意义，本文第五节中将再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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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第四、五章连章的《形篇》与《势篇》的要义，李零《〈孙子〉古本研究》中有精当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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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战术学叫“形势”。《孙子》一书的《形》、《势》两篇对这两个概念有专门解释。在《孙子》一书中，“形”字含有形象、形体之义，主要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诸因素，它主要与实力计算的概念有关，即与定计过程有关；“势”字含有态势之义，主要指人为、易变、潜在的诸因素，它与“形”相反，多指随机的和能动的东西，即与计的实行过程有关。“形”、“势”两个概念在《孙子》书中有一定区别，但又可互相转化。例如所谓“形兵”的“形”就是指人为造成的“形”，其实也就是“势”。“形”、“势”二字合为一词，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实际上是指后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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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检先秦典籍索引，“形势”作为一个复合词要晚至《荀子》的《强国》和《正论》篇中才出现。“形”与“势”分别出现于连句者，惟有《老子》（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这又是词源上《老子》出于《孙子》的另一证据[19]。最引人深思的是：《孙子·势篇》每一段落的文句和意蕴都能在今本《老子》中找到被汲取改造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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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孙子》的《势篇》（偶尔佐以他篇）密集地侦探《老子》承袭改造的种种凭据之后，我们应该再就《老子》直接言兵文句中寻索肯定无疑“剽窃”《孙子》之处，并顺便选择数例以证明《老子》成书之晚。《老子》（六十八章）有“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之语。这两句话对我们的考证极为有用。案：《孙子》论兵每每皆具卓识，其最基本的观念之一是对未来战争严重性的深切了解。春秋早、中期君子车战佐以徒兵半游戏式的战争即将永逝不返，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全凭理智做通盘计划，绝不能允许感情用事。所以《孙子·火攻篇》强调提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全书中最能显示其先驱认知之处莫过“将”论。为了适应春秋末叶的大变局，“将”除了必具备战作战全部理论及计划之外，必须了解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国家集体力量与资源动员与运用的效率，而不再取决于将帅个人战场上临时的英勇和机智。新型的将如果没有高度的自律与冷静，而仍甩不掉个人英雄主义的余毒或好名的虚荣，必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孙子·九变篇》末段以惊人之语结束：“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如此独特、深刻的军事思想，绝无可能源自毫无战争经验的“史官”、哲人、隐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老子》作者，读了《孙子》这番千古奇论，不胜赞叹之后，据之以为己有，终于写出两句同样惊人的俏皮话：“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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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子》袭取《孙子》论兵，不是处处都能以自己俏皮话的方式重述出来的。例如《孙子·军争篇》强调“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并对载辎重多少、行军速度和士卒体力限制三方面相互关系做了极精密的分析和论断。而《老子》（二十六章）仅能摘其要义改造成平淡无奇的陈述：“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此处的圣人即同章下文明示的“万乘之主”；而“万乘之主”这一称谓正露出战国时代的烙印。其实《老子》言兵文句中的战国烙印远不只此。称谓方面，无论简本、帛书和今本《老子》都显出较《孙子》为晚的战国时代新习惯。例如：一、《孙子》全书一贯称“诸侯”（共十见），其余泛称“君”或称“主”。而《老子》则称“侯王”（四见）及“王”（六见）。这正反映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始称王，齐、秦、韩、赵、魏、燕、中山等国随即相率称王；所以《老子》不用“诸侯”而改用“侯王”一词。二、与“侯王”称谓息息相关的斗争对象已不限于《孙子》春秋晚期的列“国”，而扩展到“天下”（今本《老子》共五十一见）。虽然半数以上“天下”一词用在哲学及形上的阐发，但用于政治及军事斗争方面的也不少，尤其是前后四见的“取天下”的口号和意涵是春秋晚期《孙子》书中所不见的。郭店楚简《老子》（十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这种与天、地、道并大的“王”正相当于孟子所企盼的能使天下“定于一”的国王，都是战国中期才能出现的理念和愿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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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老子》（三十一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用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这段文字不但见于马王堆帛书《老子》及现存诸本，又已出现于郭店楚简《老子》。这一事实，结合《老子》全书内容，说明兵事自始即在《老子》治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上征引的文句“应当属于《老子》一书的原始组成部分”[21]。更重要的是，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加速的过程中，一批因特殊才干和机遇而跻身卿将之士，最注重遵守标榜他们得来不易的崇高身分地位的朝礼、祭礼和丧礼[22]。《老子》此章这些文武、左右、吉凶、丧葬诸礼正反映战国时代“新贵”的社会心理。而“偏将军”、“上将军”是战国期间才开始成为正式官衔的。这又是《老子》一书战国属性的明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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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方术、养生、神仙之术方面也可找到《老子》成书于战国的启示。例如今本《老子》（五十章）：“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除文句略有不同外，以上两段亦见于竹简与帛书《老子》。可见到了战国中期，这种滥觞于古代巫术、方技、新兴的养生、神仙之术的概念和修炼已经形成了雏形的“避兵术”了[23]。《汉书·艺文志》兵书著述列于“权谋”、“形势”之后的“阴阳”类中最后的一书《辟兵威胜方》就是明证。班固综结：“〔兵〕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行），假鬼神而为助者也。”[24]最后这句“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最能说明与《孙子》之不同和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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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孙子〉古本研究》指出《孙子·火攻篇》曾提及：“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李零同时指出：“中国古代宇宙哲学的基本范畴，含义甚广，尤与天文历算之学中的时令和方位概念有关。天文历算在古代属于数术，既有现象授时的实用意义，也有占星术的迷信性质，……特别是兵家对天时与人事休咎，当忌不当忌，历来有争论，……”[25]就本文考证的目标而言，最重要的是《孙子》处理此类问题的态度：全书十三篇中一再坚持纯理性的判断。所以在《地形篇》列举六种军队溃败现象之后，立即指出“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在全书最后的《用间篇》中更加强调：“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这又是孙武著述远早于战国、秦、汉“兵阴阳家”及其同期相关著述的另一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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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期儒家与《老子》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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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从《孙子》、《老子》两书的文句、术语及偶尔涉及的制度等探索孰先孰后之外，更有效的办法是把《孙》、《老》的有些概念和理论分别与早期儒家的“仁义”和早期墨家的“尚同”、“尚贤”等中心思想作一扼要比较。兹先作儒、《老》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