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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释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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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奇正”谈起。《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此篇文字瑰丽雄奇，论“奇正”一段尤为全篇精华所在。试先从词源方面着眼。案：“奇正”一词出于《孙子》，不见于《论语》、《墨子》、《吴子》（起）、《司马法》、《商君书》、《孟子》、《左传》、《国语》、《庄子》、《荀子》，而仅见于《老子》。即此一端已可见《孙》、《老》关系之密切。更有意义的是：《孙子》奇正之论虽如神龙变化无穷，其应用要不出兵事范畴；而《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已由“用兵”扩展而包括“治国”了。这正说明何以李泽厚认为《老子》将《孙子》“奇正”军事辩证法提升为政治辩证法[9]。李零教授指出《汉书·艺文志》中《阴谋书》如《伊尹》、《太公》、《辛甲》、《鬻子》及《管子》等“都是依托名贤讲治国用兵”。即使道家也应时需向外拓展，“强调顺应天道，形神相葆，也是退可以养生延命，进可以治国用兵，兼济天下。如《老子》除去讲养生处世，也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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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如何处理“兵权谋”家值得仔细分析。班固的办法是先列举以《吴孙子兵法》为首的“兵权谋十三家”，以明示《吴孙子》时代之早及其在学派中宗师的地位。由于体裁及篇幅都不允许详述此类兵书自孙武至西汉末性质和内容的演变，所以他只能以“历时的”（diachronic）方式作尽量精简的综述：“权谋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谋，用技巧者也。”[11]这十三家中当然没有被认为“道家”之宗的《老子》，但《老子》论兵上承《孙子》，下启来者的枢纽地位，却在班固的综述中得到最确凿的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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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从《孙子·势篇》顺序举例与《老子》（十二章）中相似文句比较并加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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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势篇》 《老子》（十二章）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 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伤）。 后者文义袭取前者而加以改造，至为明显。进一步探索“五”在古代中国异常丰富的自然、天象、思想、文化、社会、制度各方面的意义会更加强我们这种判断。案：思想史家之论“五”类皆以西周末史伯之论五行开始。五行说在古代思想中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笔者揣想古人对“五”的特别兴趣与注意可能与更早的极罕见“吉庆”的天象有关。《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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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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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几千年来民间流传不断，笔者少年时即已得闻的千古难逢的最大祥瑞之一，所谓的“五星联珠”。1989年洛杉矶加州大学周鸿翔教授与美国太空总署天算专家彭瓞钧博士合作推算出公元前1953年2月23日，在夏都山西阳城附近，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的确几乎排成一条直线[12]。最近，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也发表了初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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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计算出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会，经对夏代立国前后的五星聚合重新推算，也证实了这次五星聚会是迄今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在2月26日，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四度。这种奇异壮观的天象，很可能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因此可以作为估定夏代年代的参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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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天上的五大行星，或是自史伯始一般认为大地的五行，都同以金、木、水、火、土为名，可见古人“尚五”是渊源有自的。诚如当代一位学人所指出，“尚五”的观念在春秋时代“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五味”、“五声”、“五色”、“五方”、“五神”、“五祀（五正）”、“五牲”、“五谷”、“五穹”、“五脏”、“五星”、“五刑”、“五兆”等等[14]。另一位当代学人，除对我国古代步兵基本单位“伍”（“五人为伍”）及长短兵器配合成套的“五兵”的起源有精当的考释外，还特别对“五”的意蕴加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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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兵器的出现正是周代兵器发展的一个特征，而这种多样化的兵器最后所以不定型为三种、四种或六种，却偏偏要名为五兵，则与五行说是直接有关的。古人认为五可以发生无穷的变化，……而多样化的兵器的设计思想之花，既然开在五行说的肥沃土壤上，那么五兵的最后定型，不在五行说异彩独放的春秋时代，又在哪一个时代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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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对“五”精彩的发挥大大增强了笔者的论断——《孙子兵法》中论及五行部分之春秋属性，绝不是已故齐思和教授等人所能推翻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晚期人士如孙武和他同时的晋国著名大夫史墨等阐发“五”的积极功能及其深厚多维文化意蕴的语言里，充满了欣悦与赞叹，而今本及近年发现的简本《老子》书中，却对五色、五音、五味表示消极，甚或警告的态度——这和《老子》反儒家仁、义、礼、智和反墨家的尚贤的态度是一致的，也正是《老子》思想体系形成之晚的明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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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表面文字之下的考证和诠释是探索《孙》、《老》关系必不可少的工作。我们应该继续密集地以《孙子·势篇》为主，佐以其他篇章，以考诠《孙》、《老》词异而义同的文句。先以有关“循环”论的词句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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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孙子》皆作“循环之无端”，而银雀山简本《孙子》无“循”字，但“环之无端”与“循环之无端”意义毫无差别。《孙子》的词句完全被《荀子·王制篇》联系天人关系时所征用：“始而终，终而始，若环之无端也。”《老子》（二十五章）中最重要的“周行而不殆”也是意义完全相同的。“有物混成”句中的“物”，郭店楚简《老子》中作“”。此字裘锡圭先生近来认为应释为“状”[16]。“混成”一般皆释为“混然而成”，也就是说“道”是在“混混沌沌”的状态下出现的宇宙总规律。根据《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寂者，无声音；寥者，空无形。”[17]而《孙子·势篇》早已有“纷纷纭纭”，“浑浑沌沌”；《虚实篇》早已有“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等绝妙的副词语句。传世《老子》本以炼字炼句独步千古，词及义汲取《孙子》中神来之笔而加以改造，岂是偶然？笔者甚至相信“周行而不殆”句中的“不殆”和今本《老子》他篇中的“不殆”，也都可能是受《孙子》“百战不殆”名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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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最被后人认为是“兵书”的名句，显系源自《孙子》开首《计篇》战术原则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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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桡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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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孙子·势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等语对《老子》影响也极深巨。试看《老子》（三十六章）首段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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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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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老子》诸章，尤以三十六章中两千余年来被公认为最机灵诡诈的战术箴言，在词与义上都最肖似《孙子》，自不待言。此中更重要意义，本文第五节中将再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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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第四、五章连章的《形篇》与《势篇》的要义，李零《〈孙子〉古本研究》中有精当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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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战术学叫“形势”。《孙子》一书的《形》、《势》两篇对这两个概念有专门解释。在《孙子》一书中，“形”字含有形象、形体之义，主要指战争中客观、有常、易见的诸因素，它主要与实力计算的概念有关，即与定计过程有关；“势”字含有态势之义，主要指人为、易变、潜在的诸因素，它与“形”相反，多指随机的和能动的东西，即与计的实行过程有关。“形”、“势”两个概念在《孙子》书中有一定区别，但又可互相转化。例如所谓“形兵”的“形”就是指人为造成的“形”，其实也就是“势”。“形”、“势”二字合为一词，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实际上是指后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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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检先秦典籍索引，“形势”作为一个复合词要晚至《荀子》的《强国》和《正论》篇中才出现。“形”与“势”分别出现于连句者，惟有《老子》（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这又是词源上《老子》出于《孙子》的另一证据[19]。最引人深思的是：《孙子·势篇》每一段落的文句和意蕴都能在今本《老子》中找到被汲取改造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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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孙子》的《势篇》（偶尔佐以他篇）密集地侦探《老子》承袭改造的种种凭据之后，我们应该再就《老子》直接言兵文句中寻索肯定无疑“剽窃”《孙子》之处，并顺便选择数例以证明《老子》成书之晚。《老子》（六十八章）有“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之语。这两句话对我们的考证极为有用。案：《孙子》论兵每每皆具卓识，其最基本的观念之一是对未来战争严重性的深切了解。春秋早、中期君子车战佐以徒兵半游戏式的战争即将永逝不返，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全凭理智做通盘计划，绝不能允许感情用事。所以《孙子·火攻篇》强调提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全书中最能显示其先驱认知之处莫过“将”论。为了适应春秋末叶的大变局，“将”除了必具备战作战全部理论及计划之外，必须了解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国家集体力量与资源动员与运用的效率，而不再取决于将帅个人战场上临时的英勇和机智。新型的将如果没有高度的自律与冷静，而仍甩不掉个人英雄主义的余毒或好名的虚荣，必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孙子·九变篇》末段以惊人之语结束：“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如此独特、深刻的军事思想，绝无可能源自毫无战争经验的“史官”、哲人、隐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老子》作者，读了《孙子》这番千古奇论，不胜赞叹之后，据之以为己有，终于写出两句同样惊人的俏皮话：“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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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子》袭取《孙子》论兵，不是处处都能以自己俏皮话的方式重述出来的。例如《孙子·军争篇》强调“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并对载辎重多少、行军速度和士卒体力限制三方面相互关系做了极精密的分析和论断。而《老子》（二十六章）仅能摘其要义改造成平淡无奇的陈述：“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此处的圣人即同章下文明示的“万乘之主”；而“万乘之主”这一称谓正露出战国时代的烙印。其实《老子》言兵文句中的战国烙印远不只此。称谓方面，无论简本、帛书和今本《老子》都显出较《孙子》为晚的战国时代新习惯。例如：一、《孙子》全书一贯称“诸侯”（共十见），其余泛称“君”或称“主”。而《老子》则称“侯王”（四见）及“王”（六见）。这正反映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始称王，齐、秦、韩、赵、魏、燕、中山等国随即相率称王；所以《老子》不用“诸侯”而改用“侯王”一词。二、与“侯王”称谓息息相关的斗争对象已不限于《孙子》春秋晚期的列“国”，而扩展到“天下”（今本《老子》共五十一见）。虽然半数以上“天下”一词用在哲学及形上的阐发，但用于政治及军事斗争方面的也不少，尤其是前后四见的“取天下”的口号和意涵是春秋晚期《孙子》书中所不见的。郭店楚简《老子》（十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这种与天、地、道并大的“王”正相当于孟子所企盼的能使天下“定于一”的国王，都是战国中期才能出现的理念和愿望[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