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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老子》（三十一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用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这段文字不但见于马王堆帛书《老子》及现存诸本，又已出现于郭店楚简《老子》。这一事实，结合《老子》全书内容，说明兵事自始即在《老子》治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上征引的文句“应当属于《老子》一书的原始组成部分”[21]。更重要的是，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加速的过程中，一批因特殊才干和机遇而跻身卿将之士，最注重遵守标榜他们得来不易的崇高身分地位的朝礼、祭礼和丧礼[22]。《老子》此章这些文武、左右、吉凶、丧葬诸礼正反映战国时代“新贵”的社会心理。而“偏将军”、“上将军”是战国期间才开始成为正式官衔的。这又是《老子》一书战国属性的明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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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方术、养生、神仙之术方面也可找到《老子》成书于战国的启示。例如今本《老子》（五十章）：“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除文句略有不同外，以上两段亦见于竹简与帛书《老子》。可见到了战国中期，这种滥觞于古代巫术、方技、新兴的养生、神仙之术的概念和修炼已经形成了雏形的“避兵术”了[23]。《汉书·艺文志》兵书著述列于“权谋”、“形势”之后的“阴阳”类中最后的一书《辟兵威胜方》就是明证。班固综结：“〔兵〕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行），假鬼神而为助者也。”[24]最后这句“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最能说明与《孙子》之不同和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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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孙子〉古本研究》指出《孙子·火攻篇》曾提及：“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李零同时指出：“中国古代宇宙哲学的基本范畴，含义甚广，尤与天文历算之学中的时令和方位概念有关。天文历算在古代属于数术，既有现象授时的实用意义，也有占星术的迷信性质，……特别是兵家对天时与人事休咎，当忌不当忌，历来有争论，……”[25]就本文考证的目标而言，最重要的是《孙子》处理此类问题的态度：全书十三篇中一再坚持纯理性的判断。所以在《地形篇》列举六种军队溃败现象之后，立即指出“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在全书最后的《用间篇》中更加强调：“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这又是孙武著述远早于战国、秦、汉“兵阴阳家”及其同期相关著述的另一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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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期儒家与《老子》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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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从《孙子》、《老子》两书的文句、术语及偶尔涉及的制度等探索孰先孰后之外，更有效的办法是把《孙》、《老》的有些概念和理论分别与早期儒家的“仁义”和早期墨家的“尚同”、“尚贤”等中心思想作一扼要比较。兹先作儒、《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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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伦理、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几乎包括所有的“道德”如礼、义、忠、信、恕、恭、宽、敏、惠、直、孝等，是一切内在道德动力的总汇。《老子》最令后世惊异的是它强烈反“仁义”的态度和论调。今本《老子》（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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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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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与今本同，荆门郭店楚简《老子》词句与前二者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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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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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老子》文句虽并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这种极端的词语，但全段文义仍是反对和讥讽儒家道德所引起的种种虚伪巧诈的社会行为的。在今本《老子》（十八章）有最激烈的非儒家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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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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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帛书和郭店楚简《老子》语气与今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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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贞、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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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虽有学人认为楚简《老子》与今本《老子》思想观念上有重要的不同，而荆门博物馆编辑所有发掘的多种竹简的全书“前言”中，却明确地指出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篇中的语句及文义与今本相当篇章，大体仍是相同相近的。不同之处，至多也只能认为是语气缓激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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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古史辨》开始问世的前后，学人中已不乏研究仁义二字连用始于何人何书者。《论语》言仁共一百零九次之多，而独不见仁义两字连用之例。梁启超认为仁义连用始于《孟子》，故为《老子》不得早于战国中期的理据之一。但梁说不确。哈佛燕京学社《墨子引得》明示全书前三分之二的重要篇章里，几乎都有仁义连用词语。所以《老子》晚于早期儒家与早期墨家应是不争之论。此处应顺便一提：仁义连词最早出现于《孙子兵法》最后的《间篇》：“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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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帛书《老子》首章，即今本《老子》（三十八章），除一两字之异外，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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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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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通盘抨击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的道德系统，当然更是《老子》晚出的有力“招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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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孙子》、《墨子》、《老子》三边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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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墨》、《老》三边关系的探索行将进一步支持本文的结论：就思辨方式言，《老子》是深受《孙子》影响的。先探索《孙》、《墨》关系。《孙子·计篇》开宗明义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紧接着就说明兵事五大基本原则之首即是“道”，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此语乍读之下，似乎不足为奇，但在“政出多门”的春秋晚期，贵族和平民各阶层间流动升降日益加剧之际，“令民与上同意”不仅为了强兵，更必然会引伸为建立一元化政治机体的前提。更启人深思的是，当我们初读《孙子》论兵之“道”之句时，除了从政治思想及实践上立即联想到了“统一”、“一元化”这类概念，同时更充满了好奇：语义上“同”是通过什么方法才联系上，甚至转化为“一”的呢？先举荀子答赵武成王（前265—245在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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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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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荀子无疑义对《孙子》言兵之“道”作了忠实精当的诠释，但丝毫未表明语义上“同”是经过什么程序才跳到“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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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中，《墨子·尚同》篇最早也最明白地逐步表达了这个极重要的语义转化。首先，我们不妨试从语义上恢复《尚（上）同》篇名的全义与原义：如果补上必须有的宾词、介词和动词，全句就恰恰是“令民与上同意”。换言之，《墨子·尚同》篇的篇名就是《孙子》论兵基本旨要最忠实巧妙的简化。《尚同》有上、中、下三篇，中篇里出现了“一同天下”之语句，此句中的“同”和“一”都成了同义的使动格，于是“一同天下”就等于“一天下而且同天下”，语义上也就完全可以释为把整个天下“一以同之”。如此，两个同义及物动词连用，就更收到强调全句语气的效果[28]。自语义学的观点，《尚同》篇真是鉴定《孙》、《墨》传承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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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有进者，《尚同·中》已一再有“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尚同·下》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尚同为政，故天下治。”《尚同》已经涵盖全天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和精神意识，显然是《孙子·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理论范畴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在语义和理论范畴两方面，《墨子·尚同》对本文论证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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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思想体系之中最能说明《孙》、《墨》、《老》三者之间先后之序者，莫如《尚贤》上、中、下三篇。此篇开首指出国家不能安定富强的主因之一是“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使贤人增多，并使其乐为国家所用的最好办法，是对国家所需的各种贤才，予以优厚的奖赏。《尚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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