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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早期儒家与《老子》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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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从《孙子》、《老子》两书的文句、术语及偶尔涉及的制度等探索孰先孰后之外，更有效的办法是把《孙》、《老》的有些概念和理论分别与早期儒家的“仁义”和早期墨家的“尚同”、“尚贤”等中心思想作一扼要比较。兹先作儒、《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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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伦理、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几乎包括所有的“道德”如礼、义、忠、信、恕、恭、宽、敏、惠、直、孝等，是一切内在道德动力的总汇。《老子》最令后世惊异的是它强烈反“仁义”的态度和论调。今本《老子》（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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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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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与今本同，荆门郭店楚简《老子》词句与前二者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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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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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老子》文句虽并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这种极端的词语，但全段文义仍是反对和讥讽儒家道德所引起的种种虚伪巧诈的社会行为的。在今本《老子》（十八章）有最激烈的非儒家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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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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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帛书和郭店楚简《老子》语气与今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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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贞、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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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虽有学人认为楚简《老子》与今本《老子》思想观念上有重要的不同，而荆门博物馆编辑所有发掘的多种竹简的全书“前言”中，却明确地指出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篇中的语句及文义与今本相当篇章，大体仍是相同相近的。不同之处，至多也只能认为是语气缓激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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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古史辨》开始问世的前后，学人中已不乏研究仁义二字连用始于何人何书者。《论语》言仁共一百零九次之多，而独不见仁义两字连用之例。梁启超认为仁义连用始于《孟子》，故为《老子》不得早于战国中期的理据之一。但梁说不确。哈佛燕京学社《墨子引得》明示全书前三分之二的重要篇章里，几乎都有仁义连用词语。所以《老子》晚于早期儒家与早期墨家应是不争之论。此处应顺便一提：仁义连词最早出现于《孙子兵法》最后的《间篇》：“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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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帛书《老子》首章，即今本《老子》（三十八章），除一两字之异外，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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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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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通盘抨击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的道德系统，当然更是《老子》晚出的有力“招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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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孙子》、《墨子》、《老子》三边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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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墨》、《老》三边关系的探索行将进一步支持本文的结论：就思辨方式言，《老子》是深受《孙子》影响的。先探索《孙》、《墨》关系。《孙子·计篇》开宗明义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紧接着就说明兵事五大基本原则之首即是“道”，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此语乍读之下，似乎不足为奇，但在“政出多门”的春秋晚期，贵族和平民各阶层间流动升降日益加剧之际，“令民与上同意”不仅为了强兵，更必然会引伸为建立一元化政治机体的前提。更启人深思的是，当我们初读《孙子》论兵之“道”之句时，除了从政治思想及实践上立即联想到了“统一”、“一元化”这类概念，同时更充满了好奇：语义上“同”是通过什么方法才联系上，甚至转化为“一”的呢？先举荀子答赵武成王（前265—245在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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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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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荀子无疑义对《孙子》言兵之“道”作了忠实精当的诠释，但丝毫未表明语义上“同”是经过什么程序才跳到“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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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中，《墨子·尚同》篇最早也最明白地逐步表达了这个极重要的语义转化。首先，我们不妨试从语义上恢复《尚（上）同》篇名的全义与原义：如果补上必须有的宾词、介词和动词，全句就恰恰是“令民与上同意”。换言之，《墨子·尚同》篇的篇名就是《孙子》论兵基本旨要最忠实巧妙的简化。《尚同》有上、中、下三篇，中篇里出现了“一同天下”之语句，此句中的“同”和“一”都成了同义的使动格，于是“一同天下”就等于“一天下而且同天下”，语义上也就完全可以释为把整个天下“一以同之”。如此，两个同义及物动词连用，就更收到强调全句语气的效果[28]。自语义学的观点，《尚同》篇真是鉴定《孙》、《墨》传承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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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有进者，《尚同·中》已一再有“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尚同·下》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尚同为政，故天下治。”《尚同》已经涵盖全天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和精神意识，显然是《孙子·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理论范畴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在语义和理论范畴两方面，《墨子·尚同》对本文论证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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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思想体系之中最能说明《孙》、《墨》、《老》三者之间先后之序者，莫如《尚贤》上、中、下三篇。此篇开首指出国家不能安定富强的主因之一是“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使贤人增多，并使其乐为国家所用的最好办法，是对国家所需的各种贤才，予以优厚的奖赏。《尚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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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故古者圣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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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孙子》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特征之一即其彻底的“行为主义”。全书开宗明义，“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本文下节将较详研析《孙子》行为主义理论与《老子》愚民政策亲密独特的关系，此处只须扼要提出两点观察。一、《墨子·尚贤》注重发挥《孙子》行为主义的积极强化，亦即重“赏”的作用；而商鞅、韩非等法家注重发挥《孙子》行为主义的消极强化，亦即重“罚”的作用。二、《老子》书中表现出强烈的反尚贤的态度和主张。马王堆西汉初帛书《老子》（七十一章）和今本《老子》（三章）首句都是“不上（尚）贤，使民不争”。虽然荆门郭店楚简《老子》，因甲、乙、丙三组（篇）共仅2,064字，只占今本《老子》五分之二，所以篇章有残阙，没有相当“不尚贤，使民不争”的篇章。但反对墨家尚贤论是《老子》一书的原始组成部分应无可疑。反命题必然后于命题才出现是思想史研究上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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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上节和本节对语义转化、命题先后的论析无大偏失，《孙》、《墨》、《老》三家先后之序，从《墨子》的《尚同》和《尚贤》两个环节之中得到双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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