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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子》的内容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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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孙子》、早期儒家、《墨子》互证之后，有必要扼要讨论《老子》全书的内容和性质。对此问题，注重哲学思想诠释和注重历史考证的学人间，一向存在着相当不同的意见。已故历史学家张舜徽教授研究先秦“道”论，功力深至；他的总结论是先秦诸子所论的“道”，最后分析起来，都是“君人南面之术”，《老子》亦不例外。他认为“《老子》之书，不成于一时，不出于一手”[30]，更进一步作了以下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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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学说的兴起，绝不是，也不可能由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突然创造出来的。……胡适谈到老子哲学时，便认为“老子是最先发见道的人”。这一断语，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首先，在《老子》本书中，早已明白说过：“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十五章）又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二十二章）又说：“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六十二章）又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六十五章）据此，可知在老子以前，已有不少的人阐明过这些道理，为他所继承了。又何能武断地说道家学说是由老子首创的呢？……即以五千言的编次而论，前后重复的地方很多，又没有完整的系统，如果真是作者发表一家学说之书，在它的内容和组织方面，似乎还要丰富而细密的多。所以这部五千言的作品，无疑是汇辑古代道家言论的《语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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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在其《老子疏证》中指出《老子》一书，“其中多采用旧说遗言，以明其恉。有不标明出处者，……亦有标明者，凡称‘圣人云’、‘建言有之’之类是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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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初探《孙》、《老》关系时即曾做过统计：今本《老子》全书八十一章中，“圣人”出现于二十二章，共二十八次之多[33]。并已能肯定“圣人”实即王、侯，天下或邦国的君主，至少亦指最高统治者，故所言尽为“君人南面之术”。其他至少二十余章，“圣人”一词虽未出现，而内容亦涉及治国牧民之道。笔者年前始获读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修订本，深觉其多维周密的考订——《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无疑是西汉作品——不但解决了《老子》历代注疏中一大疑案，更大有益于加深了解《老子》本书的性质和重心。论证中最醒目的是比较《河上公注》和曹魏王弼（226—249）《老子注》后所作的结论：“王弼泛指一般人的地方，《河上注》都解释为人君。”随即举出十五个例子。由于王弼的《老子注》对当代哲学史界影响过巨，本文把十五个例子全部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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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河上注》则说：“士”、“得道之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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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河上注》：“太上”，“太古无名之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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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章：“智慧出。”《河上注》：“智慧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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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河上注》：“君信不足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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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章：“物或恶之。”《河上注》：“此人在位，动欲伤害，故物无有不畏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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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章：“重为轻根。”《河上注》：“人君不重则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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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河上注》：“谓太古无名号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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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章：“天下有道。”《河上注》：“人主有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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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知，……”《河上注》：“老子疾时王不行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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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章：“人多伎巧。”《河上注》：“人君百里诸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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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章：“其无正，……”《河上注》：“谓人君不正其身，其无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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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章：“治人。”《河上注》：“谓人君欲治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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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章：“唯有道者。”《河上注》：“唯有道之君能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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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章：“有德司契。”《河上注》：“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无德司彻，……”《河上注》：“无德之君，背其契言，司人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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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以上诸例之后，金春峰还做了具有说服力的另一综括，“王弼注为学术思想之《老子》，《河上注》则为养身与治国相结合之《老子》”；换言之，《河上注》的诠释与“与西汉初年黄老推广治身之道以治国，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述者，完全相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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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一书的重心在“君人南面之术”当再无可疑。养生，甚至雏形的神仙之术，也在书中数度出现。数术方技，枝叶扶疏，源自远古巫术，战国、秦、汉间渗入黄老及兵家之迹日显，李零《说黄老》及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论之甚详[35]。《老子》影响当时及后世最深者在其形上的“道”论，自不待言，但就全书篇幅而言，远在治国牧民之下。1998年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甫经出版，《道家文化研究》即有编辑专访前辈哲学史家张岱年教授。专访问题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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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郭店《老子》总共有三组，或者叫三篇。我们发现每一篇有自己的主题。譬如，乙篇的主题是修道，丙篇的内容都是有关治国的。甲篇则两者都有。由此看来，郭店《老子》更像是摘抄本。您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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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这个讲法很有道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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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来张先生一向认为《老子》是系统性极强的一本专书，不是纂辑，而近年居然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是《老子》研究上很有意义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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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孙》、《老》亲缘关系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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