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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老子》文句虽并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这种极端的词语，但全段文义仍是反对和讥讽儒家道德所引起的种种虚伪巧诈的社会行为的。在今本《老子》（十八章）有最激烈的非儒家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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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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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帛书和郭店楚简《老子》语气与今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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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贞、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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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虽有学人认为楚简《老子》与今本《老子》思想观念上有重要的不同，而荆门博物馆编辑所有发掘的多种竹简的全书“前言”中，却明确地指出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篇中的语句及文义与今本相当篇章，大体仍是相同相近的。不同之处，至多也只能认为是语气缓激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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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古史辨》开始问世的前后，学人中已不乏研究仁义二字连用始于何人何书者。《论语》言仁共一百零九次之多，而独不见仁义两字连用之例。梁启超认为仁义连用始于《孟子》，故为《老子》不得早于战国中期的理据之一。但梁说不确。哈佛燕京学社《墨子引得》明示全书前三分之二的重要篇章里，几乎都有仁义连用词语。所以《老子》晚于早期儒家与早期墨家应是不争之论。此处应顺便一提：仁义连词最早出现于《孙子兵法》最后的《间篇》：“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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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帛书《老子》首章，即今本《老子》（三十八章），除一两字之异外，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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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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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通盘抨击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的道德系统，当然更是《老子》晚出的有力“招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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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孙子》、《墨子》、《老子》三边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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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墨》、《老》三边关系的探索行将进一步支持本文的结论：就思辨方式言，《老子》是深受《孙子》影响的。先探索《孙》、《墨》关系。《孙子·计篇》开宗明义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紧接着就说明兵事五大基本原则之首即是“道”，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此语乍读之下，似乎不足为奇，但在“政出多门”的春秋晚期，贵族和平民各阶层间流动升降日益加剧之际，“令民与上同意”不仅为了强兵，更必然会引伸为建立一元化政治机体的前提。更启人深思的是，当我们初读《孙子》论兵之“道”之句时，除了从政治思想及实践上立即联想到了“统一”、“一元化”这类概念，同时更充满了好奇：语义上“同”是通过什么方法才联系上，甚至转化为“一”的呢？先举荀子答赵武成王（前265—245在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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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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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荀子无疑义对《孙子》言兵之“道”作了忠实精当的诠释，但丝毫未表明语义上“同”是经过什么程序才跳到“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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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中，《墨子·尚同》篇最早也最明白地逐步表达了这个极重要的语义转化。首先，我们不妨试从语义上恢复《尚（上）同》篇名的全义与原义：如果补上必须有的宾词、介词和动词，全句就恰恰是“令民与上同意”。换言之，《墨子·尚同》篇的篇名就是《孙子》论兵基本旨要最忠实巧妙的简化。《尚同》有上、中、下三篇，中篇里出现了“一同天下”之语句，此句中的“同”和“一”都成了同义的使动格，于是“一同天下”就等于“一天下而且同天下”，语义上也就完全可以释为把整个天下“一以同之”。如此，两个同义及物动词连用，就更收到强调全句语气的效果[28]。自语义学的观点，《尚同》篇真是鉴定《孙》、《墨》传承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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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有进者，《尚同·中》已一再有“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尚同·下》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尚同为政，故天下治。”《尚同》已经涵盖全天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和精神意识，显然是《孙子·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理论范畴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在语义和理论范畴两方面，《墨子·尚同》对本文论证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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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思想体系之中最能说明《孙》、《墨》、《老》三者之间先后之序者，莫如《尚贤》上、中、下三篇。此篇开首指出国家不能安定富强的主因之一是“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使贤人增多，并使其乐为国家所用的最好办法，是对国家所需的各种贤才，予以优厚的奖赏。《尚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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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故古者圣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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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孙子》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特征之一即其彻底的“行为主义”。全书开宗明义，“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本文下节将较详研析《孙子》行为主义理论与《老子》愚民政策亲密独特的关系，此处只须扼要提出两点观察。一、《墨子·尚贤》注重发挥《孙子》行为主义的积极强化，亦即重“赏”的作用；而商鞅、韩非等法家注重发挥《孙子》行为主义的消极强化，亦即重“罚”的作用。二、《老子》书中表现出强烈的反尚贤的态度和主张。马王堆西汉初帛书《老子》（七十一章）和今本《老子》（三章）首句都是“不上（尚）贤，使民不争”。虽然荆门郭店楚简《老子》，因甲、乙、丙三组（篇）共仅2,064字，只占今本《老子》五分之二，所以篇章有残阙，没有相当“不尚贤，使民不争”的篇章。但反对墨家尚贤论是《老子》一书的原始组成部分应无可疑。反命题必然后于命题才出现是思想史研究上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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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上节和本节对语义转化、命题先后的论析无大偏失，《孙》、《墨》、《老》三家先后之序，从《墨子》的《尚同》和《尚贤》两个环节之中得到双重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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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子》的内容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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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孙子》、早期儒家、《墨子》互证之后，有必要扼要讨论《老子》全书的内容和性质。对此问题，注重哲学思想诠释和注重历史考证的学人间，一向存在着相当不同的意见。已故历史学家张舜徽教授研究先秦“道”论，功力深至；他的总结论是先秦诸子所论的“道”，最后分析起来，都是“君人南面之术”，《老子》亦不例外。他认为“《老子》之书，不成于一时，不出于一手”[30]，更进一步作了以下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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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学说的兴起，绝不是，也不可能由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突然创造出来的。……胡适谈到老子哲学时，便认为“老子是最先发见道的人”。这一断语，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首先，在《老子》本书中，早已明白说过：“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十五章）又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二十二章）又说：“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六十二章）又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六十五章）据此，可知在老子以前，已有不少的人阐明过这些道理，为他所继承了。又何能武断地说道家学说是由老子首创的呢？……即以五千言的编次而论，前后重复的地方很多，又没有完整的系统，如果真是作者发表一家学说之书，在它的内容和组织方面，似乎还要丰富而细密的多。所以这部五千言的作品，无疑是汇辑古代道家言论的《语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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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在其《老子疏证》中指出《老子》一书，“其中多采用旧说遗言，以明其恉。有不标明出处者，……亦有标明者，凡称‘圣人云’、‘建言有之’之类是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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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初探《孙》、《老》关系时即曾做过统计：今本《老子》全书八十一章中，“圣人”出现于二十二章，共二十八次之多[33]。并已能肯定“圣人”实即王、侯，天下或邦国的君主，至少亦指最高统治者，故所言尽为“君人南面之术”。其他至少二十余章，“圣人”一词虽未出现，而内容亦涉及治国牧民之道。笔者年前始获读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修订本，深觉其多维周密的考订——《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无疑是西汉作品——不但解决了《老子》历代注疏中一大疑案，更大有益于加深了解《老子》本书的性质和重心。论证中最醒目的是比较《河上公注》和曹魏王弼（226—249）《老子注》后所作的结论：“王弼泛指一般人的地方，《河上注》都解释为人君。”随即举出十五个例子。由于王弼的《老子注》对当代哲学史界影响过巨，本文把十五个例子全部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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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河上注》则说：“士”、“得道之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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