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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二节从文句及思想上已初步探讨了《孙》、《老》的亲缘关系，但二、三、四节的主要目的是考订《孙》、《老》先后之序。为了进一步肯定《孙》、《老》密切的亲缘关系，先参考朱熹对《老子》备极尖锐而又不失中肯的观察，然后再深探《孙》、《老》同轨的愚民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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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老氏》开卷语即启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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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节（邵雍，1011—1077）尝言老氏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体用，孟子自有孟子之体用。“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老子之体用也。存心养性，充广其四端，此孟子之体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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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上思想体系最大，洞察力最强，学识最渊博、最注重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的朱熹，独独以最能代表兵家精髓的名句作为《老子》之体用——这是何等权威的思想核酸遗传“基因”的鉴定！诚然，朱子一字未提及《孙子》，因为在他这位道学家的眼里，孙武那样专讲诡道诈术之人，根本不入先秦诸子之列，更不屑研究《孙》、《老》孰先孰后的问题。但他这一针见血的观察却大有益于重显王弼大加美化、玄学化后的《老子》的庐山真面目。特别应该顺便一提的是在《朱子语类》同卷之中，有人指出先前程颐（1033—1107）答问时，也以“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作为《老子》学说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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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老子》的刻画与批评值得再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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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又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谷。所谓溪，所谓谷，只是低下处。让你在高处，他只要在卑下处，全不与你争。他这功夫极难。常见画本，老子便是这般气象，笑嘻嘻地便是个退步占便宜底人，虽未必肖他，然亦是它气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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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亲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37]……它只要退步，不与你争。如一个人叫哮跳踯，我这里只是不做声，只管退步。少间叫哮跳踯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应自有余。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设心措意都是如此。[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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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朱熹不满“先儒论老子多为之出脱”[39]，所以才专事刻画老子实际冷酷的一面；他对老子的看法虽不免过分挖苦，但无意中却对《孙》、《老》思想亲缘关系做了一个权威性的间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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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代学人“论老子多为之出脱”，当代学人受了破旧立新运动的影响，颇不乏揭露《老子》居心愚民者。尹振环先生在其十八年心血结晶的《帛书老子释析》里，特别提出愚民主张不见于《尚书》之《虞夏书》、《商书》、《周书》以及《左传》、《国语》等史籍，而独见于《老子》；尹书析义精当，虽涉及《孙子兵法》相关文句，惜对《孙》、《老》先后之序未加讨论[40]。案：人类史上最先主张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原则整兵治国者是《孙子》，柔化和缘饰《孙子》坦白冷酷愚民语句最微妙、最成功的是《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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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开卷的《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全书一再发挥平时爱护奖励士卒的必要，用当代心理学术语诠释，就是要继续不断地用“积极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的手法以养成士卒以身许国、视死如归的“习性”。《地形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以致如《九地篇》中所述：“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专）诸、（曹）刿之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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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当代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大师如史金诺（B.F. Skinner）等或未曾细读过英译《孙子》，否则对传统儒家仁义礼让之邦的文化，不知会有何看法。《孙子·九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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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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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孙子》、《老子》互证所论，《老子》将《孙子》专用于兵事的“奇正”之论提升扩大到全部“治国用兵”，《老子》把《孙子》愚兵的理论和实践提升扩大到愚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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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二者亦稽式也。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六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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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论语·泰伯篇》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法家如商鞅相传亦曾对秦孝公讲过：“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41]即使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统治阶层依然有必要用种种方法麻醉人民，使人民不去深刻分析政治意识与现实间可能相当严重的差异。不过在愚民理论上，《孙》、《老》亲缘关系之所以特别明显，是因为它们都出自置道德是非于不顾（amoral），非常彻底的行为主义观点。这点上《孙》、《老》如仍有不同的话，那是因为前者语言坦率无隐，有如对心理学实验室白鼠群而发，而后者同样冷酷的心肠却是用清静、无为、“玄德”等清高的哲学语言表达的。西汉末严遵（君平）在所著《道德真经指归》中一语道破《老子》“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之故：“万民知主之所务，天下何以安？”“万物不知天地之所以，故可以存。万民不知主之所务，故可安。四肢九窍不谕心之所导，故可全。”[42]只有像严遵这样睿哲遁世、卖卜为生、注《老》为乐、阅世极深、居心淳善之人，才能讲出古今中外治术中所不敢明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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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堪注意的是，在以自然主义的观点诠释《老子》（六十五章）时，严君平能以十分流畅的文笔，表面上讴歌《老子》归真返璞、“乃至大顺”的意境，实际上却对行为主义政治实践的残忍无情一再予以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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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智巧，玄德淳朴。独知独虑，不见所欲。因民之心，塞民耳目。不食五味，不服五色。主如天地，民如草木。严居穴处，安乐山谷。饮食草木，不求五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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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母识父，不睹宗族。沌沌偆偆，不晓东西。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恋。不贱木石，不贵金玉。丛生杂处，天下一心。八极共旨，九州同风。……是故愚智之识，无所不克。清天宁地，为类阴福。众世莫见，故曰玄德。玄德深矣，不可量测；远矣，不可穷极。与物反矣，莫有能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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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如天地，民如草木”[44]与《孙子》御士卒“若驱群羊”岂不有异曲同工之妙？！千余年来，自晚唐王真、北宋苏辙、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以迄20世纪的章太炎和毛泽东都认为《老子》是部兵书，这个看法虽有失平衡，但大有力地说明《老子》一书确实现露出体用及思辨方法上与《孙子兵法》的特殊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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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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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见本书第七章）指出，这部杰出的军事著作是孙武为争取吴王阖庐召见而事先撰就呈览的。全书十三篇是公元前512年召见之前即已完成写撰的。此时孔子（前551—479）年四十。根据《论语·述而》孔子自己的话“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千余年来有不少学人怀疑孔子这段话。但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要篇》的发现证明孔子晚年确是专心深研《周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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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有一章，记载了孔子晚年研究《周易》的情况，说是“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随身携带。……子贡问他：“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讲他和卜筮者不同，“我观其德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孔子学《易》并不是相信卜筮，而是为了阐述思想。孔子所述《易》道，由门弟子笔录、整理，不断补充发展，成为《易传》主要内容。[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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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并核对其他相关史料，李学勤先生认为孔子“晚而喜《易》应是长期周游列国返归鲁都（鲁哀公十一年，前484）以后的事”[46]。这是很合理的推断，因为只有真达老年才会发出“加我数年”的愿望和自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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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文而言，最重要的史实是孔子开始精研《易》理之时，孙武的军事辩证法体系建立业已二十余年[47]。现存《易大传》诸篇何时始成定本，至今学人意见不一。其中植根于周人开国之忧患意识的辩证思维，刚健自强，综合天人，发展到高度均衡的哲学水平，蔚为我国传统思想之主流。但《易大传》如此崇高的成就，亦无碍于《孙子兵法》在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稳固的首席地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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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老子》与《孙子》、早期儒家、早期墨家多边互证的结果显示，传统看法——老子其人其书代表我国最早、最富原创性的辩证法思想，大大影响了《孙子兵法》这部震铄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杰作——是根本错误的。相反地，我国辩证思想谱系“辈分”正确安排应该是：《孙》为《老》祖。本文所附两篇考订年代的专文似乎更有加强肯定本文结论的作用[49]。果真如此，三年前所预期的先秦思想史上第一个基本性的翻案工作——《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似可认为业经完成。读者严肃的评正将大有裨于筹撰当时预期的第二个大课题——如何从《孙》、《老》传承重新考订、分析、权衡、界定先秦、两汉哲学及政治思想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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