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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有一章，记载了孔子晚年研究《周易》的情况，说是“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随身携带。……子贡问他：“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讲他和卜筮者不同，“我观其德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孔子学《易》并不是相信卜筮，而是为了阐述思想。孔子所述《易》道，由门弟子笔录、整理，不断补充发展，成为《易传》主要内容。[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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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并核对其他相关史料，李学勤先生认为孔子“晚而喜《易》应是长期周游列国返归鲁都（鲁哀公十一年，前484）以后的事”[46]。这是很合理的推断，因为只有真达老年才会发出“加我数年”的愿望和自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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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文而言，最重要的史实是孔子开始精研《易》理之时，孙武的军事辩证法体系建立业已二十余年[47]。现存《易大传》诸篇何时始成定本，至今学人意见不一。其中植根于周人开国之忧患意识的辩证思维，刚健自强，综合天人，发展到高度均衡的哲学水平，蔚为我国传统思想之主流。但《易大传》如此崇高的成就，亦无碍于《孙子兵法》在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稳固的首席地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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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老子》与《孙子》、早期儒家、早期墨家多边互证的结果显示，传统看法——老子其人其书代表我国最早、最富原创性的辩证法思想，大大影响了《孙子兵法》这部震铄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杰作——是根本错误的。相反地，我国辩证思想谱系“辈分”正确安排应该是：《孙》为《老》祖。本文所附两篇考订年代的专文似乎更有加强肯定本文结论的作用[49]。果真如此，三年前所预期的先秦思想史上第一个基本性的翻案工作——《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似可认为业经完成。读者严肃的评正将大有裨于筹撰当时预期的第二个大课题——如何从《孙》、《老》传承重新考订、分析、权衡、界定先秦、两汉哲学及政治思想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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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巳六月初，南加州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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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景芳，《周易讲座》（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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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合肥：安徽文学出版社，1986），页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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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页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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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上，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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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页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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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阳明，《诸子汇函》，征引于《诸子百家大辞典·兵家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页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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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第1册，页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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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钱穆，《再论〈老子〉成书的年代》，《古史辨》（北京：朴社，1938），第6册；重印本（香港：太平书局，1963），页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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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页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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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零，《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二版，《说黄老》，页28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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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756—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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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简报见于Brian Fagan, “Dating by Solar Eclipse”, Archaeology, Sept.-Oct., 1989, pp.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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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页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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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周立升，《五行观念在春秋时期的沿革》，《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重刊于《中国哲学史》（1989年第8期），B5，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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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蓝永蔚，《春秋时代的步兵》（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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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博，《张岱年先生谈荆门郭店竹简〈老子〉》，《道家文化研究》（1998年第8期），页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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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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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零，《〈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页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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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马王堆帛书《老子》此处与今本《老子》有一字之异，必须认真检讨。帛书：“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案：《易·系辞上》：“形而下之谓器。”器不但性属物质，而经常是指某种物质经人工制造后的成品。“器”不可能是使万物完成生命历程的自然力量。《河上注》“寒暑之势”是正确的，所以今本《老子》“物形之，势成之”是正确不误的。总之，《孙子》的“奇正”、“形势”等词和论说都是经过《老子》的汲取及改造而广传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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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北京：中华书局，2001），楚简引文“王亦大”，王弼注及今本皆作“人亦大”，误。详尹书“是‘王大’还是‘人大’？”专考，页144—147；相关简片图版、释文及辨析见页225—230。今本《老子》书中的“侯王”、“王”、“天下”、“取天下”等词出现的次数皆根据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878），《重要名词索引》，页13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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