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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太史儋与秦献公关系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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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脉详及老子子孙，但未涉及另组史料反映秦国力之骤臻强大。司马谈死后数十年，司马迁编撰《史记·老韩列传》有言：“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如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出焉。”[9]此语是根据《秦本纪》附《春纪》和《史记·封禅书》的。古史专家们大多注意“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之错误。我的看法是《史记·秦本纪》页201：“献公……四年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案：古代简牍无标点，很容易误看为孝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访秦。孝公十一年是公元前351年，上距孔子之卒正好一百二十九年。但《秦本纪》和《封禅书》积年所得，都证明周太史儋访秦是在公元前3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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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儋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列国形势，他自始即深知秦献公自九岁即被流放到魏国二十多年。他即位后的第四年（前381）正值楚阳城君失国，导致墨者巨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集体身殉，以践墨者之义。壮年的献公焉有不尽力搜求各国的墨者——精于军械制造，城防攻守，重义轻生的战士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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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本纪》太史儋和秦献公的会谈可能不是短期即行结束的。太史及其主当然都具有高度的理智，但仍不免有古老的史、巫、祝的遗风。会谈中涉及一些非常的天象，如献公十六年的“桃冬花”，十八年，新修的大城栎阳（并非是新国都）。“雨金”，献公以为得“金瑞”，果然三年后（献公廿一年，前364）“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太史儋自始即注意多能重义的墨者对秦国力日臻强大的作用。公元前374年初访秦献公时，最锐敏而不明言的观察是秦重用大批墨者。不过仅仅是第七年。这与我另篇根据秦墨史料的近作是相符而互有补益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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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访秦于献公十一年（前374）的双层意义似有稍事试释的必要。表层的意义当然是看清献公于十一年内业已能使军事国力无敌于天下，且可预言秦之终能代周为天下主。深层的意义是指出传统史学——以身尚在韩的韩非和史迁为代表——史料、叙事和观点的错误。其二，“权威”都是把秦之强归功于秦文公和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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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秦政风民俗最著名的文章是《荀子·强国》篇中答丞相范睢（公元前266年封为应侯，卒于公元前255年）“入秦何见”。荀子谓秦民朴实恭顺，“如古之民。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荀子论断中唯一需要修正的是“四世有胜”的“四”必须改为“五”，因为四世只能上溯到孝公，五世上溯到献公才符合我们利用比《史记》更原始的史料论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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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老子后裔及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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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子的后裔，已故徐复观先生和若干位健在的学人深信老聃确有其人，而且略早于孔子。他们的根据是《史记》老子后裔世谱中“玄孙”一词的解释。为读者之方便，有再引《史记》原文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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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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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引王引之《经义述闻》，“玄孙”可作“远孙”解。这正如卜辞中的“高祖王亥”只能作“远祖”解，因为亥绝不止是成汤四代前的祖先。玄孙如果真作远孙解，那么《史记》老子后裔世谱就不限于九世（连老子本人在内），就可更往上推几代，直推到老子略早于孔子。可见这一学派忽视了《史记》老子后裔世谱中最具体而又最强有力的反证：“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公元前453年韩、赵、魏共灭智伯，三分晋国领土，公元前403年，韩、赵、魏始列为诸侯。所以这个“魏”字正卡住瓶颈，使老子无法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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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司马谈和老子后裔世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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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老子其人晚于孔子，《老子》其书编就于战国中、晚期的不少学人，几乎无一不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唯一具体的记载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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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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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此段陈述清晰平实，与同传有关老子几种传说之扑朔迷离适成一鲜明的对照。正因为老子后裔世系如此具体确凿，我们有必要先探测它最可能的来源，然后才能评估它是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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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学人几乎无不同意整本《史记》中最有系统、最深刻、最精采、最权威的篇章之一就是《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司马谈不但首次铸出“道家”这一学术流派的专词，他本人就是造诣极深的“道德”学家。现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老子后裔世谱源自司马谈是最合理的推断，问题在臆探他是怎样得到这个李氏谱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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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中说明“太史公（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前140—110）”，卒于公元前110年而未言及出生之年。《自序》中言及司马谈七代的祖先及其官职。试从备有具体年代的曾祖司马昌下推。“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这官职既是他一生最后最高的职位，猜想中他在始皇初年应已年逾五十。估以整数估算，他在始皇二年（前220）时年五十。有鉴于古代婴儿死亡率高，司马谈每一世代的祖先未必个个都是头胎出生的男孩，因此我们假定每两个世代年龄平均相差三十年。照此估算，司马谈的祖父无泽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40年，壮年以后改朝换代“为汉市长”。司马谈的父亲，仕至五大夫的司马喜，大约生于公元前210年，而司马谈本人大约生于公元前180年[11]，明年即汉文帝元年，所以他的青少年（约前165—155）正值黄、老“道德”之学的政治影响鼎盛的文、景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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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研究司马迁《史记》的中外学人虽一般都注意到他的先世，但都未能充分了解他高祖昌、曾祖无泽官位、职守的特种意义。案：“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这一极其简括的陈述已经暗示司马迁的高祖绝不是一员普通的官吏。“主”持当时最强大的秦国的全部铁政——从采矿、冶铸到种种铁器（包括兵器）的制造与供应——必需相当的技术知识和很高的生产策划管理的才干。铁政的成功显然是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过程中一个重要技术性的环节，其中司马昌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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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昌之子无泽“为汉市长”一语的意义更需深索。案：汉高祖五年（前202）项羽败死垓下，刘邦应诸侯将相之请即皇帝位，定都洛阳。夏六月从娄（刘）敬、张良议，决定迁都关中。关中表里河山，形势优越，但苦在咸阳遭受项羽焚烧已残破不堪。于是次年有诏“立大市，更命咸阳曰长安”[13]。可见立大市是为大规模营建长安的第一步准备——如何筹划管理各项所需物资的动员与供应。《汉书·高帝纪下》“六年（前201）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更能反映立大市于长安的真正目的。必须指出的是高祖六年所立的大市绝不是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以后京兆尹辖下的“左都水、铁官、云垒、长安四市”中的一市[14]。《汉书·惠帝纪》六年（前189）夏六月“起长安西市，修敖仓”，即系明证。这是第一次因建设所需从原来的大市中分出去的“西市”。原来的“大市”之所以称“大”，正是说明最初只有一个事权统一的“大市”。《汉书·高帝纪》七年（前200）“二月，〔帝〕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高祖以为过于“壮丽”。《汉书·惠帝纪》：“三年（前192）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五年（前190）“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可见营造新都长安的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而背后负责大量物资供应的是“未被讴歌的英雄”司马无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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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先世中，我们对司马谈的父亲司马喜所知最少。《太史公自序》仅言“喜为五大夫”。当代有些中外学人以五大夫为有爵无官的空衔[15]。这是与史实不符的。《汉书·百家公卿表上》的序文论爵制，五大夫是自下而上二十级中的第九级。颜师古注，第八级的“公乘”已“得乘公家之车”，五大夫则“大夫之尊也”[16]。汉承秦制，秦灭六国前，曾不时以五大夫将兵出征[17]。司马喜之五大夫与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卖“武功爵”中的五大夫是迥然不同的[18]。至于司马喜是否最初纳赀为郎、由郎升至五大夫，限于史料，无由得知。很可能他中年早逝，以致事迹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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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司马谈最出名的先人是七世祖错和五世祖靳。司马错不但是名将，而且是敢于和张仪论辩政策，极有远见的政治家。为增强秦国的资源基础，他于公元前316年灭了具有“天府”潜力的蜀国——这是秦之终能征服六国的重要经济因素之一[19]。司马靳是歼灭赵国四十万大军的长平之役（前262—260）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此役之后三年与主帅白起一同“赐死”这一悲剧，似乎反映他当时辉煌功绩和副帅身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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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稽相关史事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入秦的这支司马氏，无论仕文业武，自始即代表一种干练务实，忠于职守的优良家风。司马谈、迁两代太史治学之闳深淹贯，卓绝古今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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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自序》明言司马谈“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青年时期的教育值得穷索，因对评价《史记》所保留的老子后裔世系有密切关系。《史记·儒林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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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前134）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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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秦汉之际《易》的权威是田何，西汉文景之世《易》的权威是司马谈的老师杨何。《史记》虽称田何是齐人，其实“齐”是泛指六国时代齐国旧都临淄附近地区，田何与杨何事实上都是菑川人。由于入汉以后田何徙居杜陵，因号杜田生，“汉惠帝曾亲幸其庐受业”[21]。汉代最重师承，如汉初鲁《诗》权威申公，老年“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生受业者百余人”[22]。青年时代的司马谈非亲到菑川留学拜师，无法成为杨何的入室弟子。《汉书·艺文志》“三年而通一艺”，司马谈留学齐都，即使仅习《易》及道论也需要三几年时间，何况他自始即志在成为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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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对司马谈习“道论”的黄子记载不详。我们只能肯定黄子就是景帝（前156—141）时曾与《诗》权威齐人辕固生在朝中辩论汤、武革命的性质的黄生。黄生的乡里虽无法确定，但当时黄、老道学的重心在齐是肯定无疑的。《史记·乐毅列传》保留了弥足珍贵的黄老学统。由于燕王的疑忌，乐毅本人及其子孙近亲都先后逃亡到赵国，皆“卒于赵”。秦灭赵后二十余年，汉高祖过赵访乐毅之后，封其孙乐卿为华成君。《史记》有特别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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