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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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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曹相国世家》可供进一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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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惠帝元年（前194）除诸侯相国法，更以〔曹〕参为齐丞相。……〔曹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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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曲折、具体，详尽到每一世代大师的姓名、乡里的黄老学统绝不会在汉初即入藏石室金匮，只有青年司马谈才能亲自获得于胶西盖公嫡传再传弟子的。这项史料来源之可靠性与权威性是古今中外罕有其匹的，因为它源自汉高祖过赵时偶然的访询，终于黄老信徒曹参的政治践履。就本文本节而言，黄老道统最关键性的记述是秦汉之际重心自胶东高密西移至胶西。更重要的是胶西正好联系上《史记·老子列传》中孤零零，但又极具体的老子后裔世系，特别是老子八世孙李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这句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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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列出文帝十五年（前165）从齐国分封出去的六个新国，其中两个毗邻的新国是菑川和胶西。菑川国都在国境极东部的剧县，而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地区却西临淄水，与战国时期齐国故都临淄隔水相望。《周易辞典》以秦汉之际的菑川即今山东益都一带应该是接近事实的[23]。胶西国都是苑，非细读《水经注》淄水条不易鉴定是当时所谓的“西高苑”[24]。若以齐国古都临淄为圆心，东南的剧县和西北的高苑都在五、六十公里半径之内。这个面积有限而很繁盛的区域在文、景之世不但是《易》和道论的中心，并可认为是新的稷下，全帝国第一学术重镇。授司马谈道论的黄子极可能就是此一地区的硕学之士。司马谈《易》学的老师杨何，在公元前134年被召至长安以前，一直在菑川讲学收徒。青年司马谈之所以能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正是由于他能如西谚所云“躬饮于泉之源”。想象中，司马谈留学菑川期间，以周、秦、汉世宦之裔的身分，应有晋谒胶西王卬太傅李解当面聆教的机会，甚至有直接从李解获得李氏谱系的可能。即使李氏谱系不是直接获自李解，至少也应是得自当地盖公嫡传或再传弟子的。《史记》的老子后裔世谱理应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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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笔者的推论——老子后裔世谱是司马谈青年留学临淄、胶西亲自获得的——并无大误，何以半个多世纪以后司马迁撰写《老子列传》的时候不但不能说明此项资料的来源，而且并列种种自我怀疑，以及更令人迷惑的传说和奇想？这确是中国学术史上两千年来最难答复的问题。但我们仍然必须从两方面去理解：何以老子后裔世系资料来源的司马谈，必须长期保持缄默？何以即使父子之亲也无法保证学术传承一定没有自然和人为的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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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司马迁的生年和青年时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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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生年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对本文本节的讨论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我们首先必须解释司马谈对老子后裔世系长期缄默之故。案：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叛乱是西汉划时代的大事。叛乱的主谋是吴王濞，但胶西王卬实居第二领袖的地位，正月间已“诛汉吏两千石以下”。二月中，吴王兵既破，败走，于是天子制诏将军曰：“……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25]这是最严酷、牵涉最广的一次诛杀。负有辅导胶西王卬责任的太傅李解之遭族诛，应是不辩的事实。凡与李解生前有过交往的人，为自全计，惟有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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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司马谈任太史令期间，先有主父偃那样专事刺探诸侯王以至儒臣如董仲舒等私隐冀兴大狱的阴谋家，继有赵禹、张汤那样酷急刻深、寻端穷治的执法大臣，和一系列阴鸷嗜杀如宁成、义纵、王温舒等酷吏型的太守[26]。在张汤任廷尉和御史大夫备受武帝宠信的十一年间（前126—115），淮南、衡山、江都三王略有反即株连数万人之多；丞相李蔡有罪自杀，丞相庄青翟下狱死；自公元前119年初专缗钱，由于政府鼓励告密，未数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甚至以廉直闻于当世的大司农颜异，亦难免为张汤以“腹诽”之罪论死。是以张汤本人于公元前115年初有罪自杀，“而民不鬼”[27]。在帝王专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司马谈不得不谨言慎行，对青年时代与李解的交往长期保持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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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司马谈、迁父子之间史料传承之所以不尽理想，我们必须先了解父子年龄差距之大。司马迁生年至今仍无定论，两种不同的说法皆源自《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唐司马贞《索隐》和唐张守节《正义》的两则注解。《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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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卒三岁（前108）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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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下，《索隐》引晋《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这是标准的极可信的汉代公文格式。准此则司马迁应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司马谈卒于公元前110年时，司马迁二十六岁。本文估推司马谈生于公元前180年，司马迁出生时司马谈已年四十有六。“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先有刘宋裴骃《集解》引李奇曰：“迁为太史后五年，适当于武帝太初元年，此时〔始〕述《史记》。”后又有张守节《正义》的注：“迁年四十二岁。”[28]如照张说推算司马迁应生于景帝后五年（前145），两说相差十年。在缺乏任何证据支持的条件下，王国维在他《太史公行年考》的长文里[29]，自始即认为张守节正确，司马贞引《博物志》中“年二十八”之“二”必系“三”传抄之误。事实上对王说最简单、最直接、最有力的反驳就是司马迁晚岁《报任安书》中的陈述：“仆今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30]《礼记·曲礼上》：“三十曰壮，……四十曰强。”如果父丧于本人三十六岁由壮而强之龄，绝对无法解为“早失”。司马迁是独子这一事实，大有裨于了解司马谈对他青年时代教育筹划之备极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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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举世汉学界皆对静安先生考证的精核极为敬仰，一般都接受其说，甚至集体点校、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序文，都采取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之说。海外汉学界亦无不如此。王文所涉甚广，本文本节只宜以公元前135年为坐标，在字字忠实于《太史公自序》的考证过程中，顺便指出静安先生歪曲夺理之处。《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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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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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系年虽有问题，他认为司马迁十岁时已“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并谓“自是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故十岁而能诵古文”。阐释甚为精当。《自序》中自十岁至二十岁而南游江淮这一段完全是空白，但这十年无疑义是司马迁一生学术奠基最关键的十年。想象中司马谈除了亲自讲授，为早慧的独子精心拟出一个博大闳深的长期课业计划之外，并介绍司马迁向京师权威的学者不时请教。京师权威学人之名之见于《太史公自序》及《史记》、《汉书·儒林》等传者有天文历算家唐都、董仲舒和孔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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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都长期在长安，司马谈留学齐都返关中后曾“学天官于唐都”。司马迁除从父亲可学天官之外，很有向唐都随时请教的机会。王国维深信史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主因之一是若不如此，司马迁年纪过小恐怕赶不及向董、孔等大师求教，特别是有鉴于《史记·孔子世家》的记事：“安国为今皇帝〔武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欢。”汉代儒林中人生平大事很少有具体的年份可凭；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笔者累月翻检核对，终于得出董仲舒、孔安国生平大事的年份。现仍健在的衍圣公孔德成私藏的《孔子世家谱》：“安国，字子国。明达渊博，动遵礼法。少学诗于申培公，受《尚书》于伏生，以文学政事名。年四十为谏大夫。”[31]案：《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认为“盖初置此官，而安国即为之”应是合理的推断[32]。准此，则孔安国应生于文帝最后一年（前157），少司马谈23岁，长司马迁22岁。再《孔子世家谱》记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孔臧奏辞御史大夫之语：“臣世以经学为业，……从弟侍中安国受诏缀集古义，臣乞为太常，典臣家业，与安国纪纲古训，使永垂后嗣。从之。”[33]准此，则孔安国至晚在元朔二年已由博士加官侍中，于公元前118年充任谏大夫。《汉书·地理志下》，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前117）置，孔安国此年始离长安就任临淮太守。所以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到年二十而南游的十年间（前126—116）能有充分机会师从孔安国，获得专业水平解读古文《尚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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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劳永逸，我们还有必要圆满答复王国维提出的有关孔安国的两个问题。一是安国“早卒”。案：孔子之子鲤，先孔子死，两千余年来学人都认为孔鲤早卒，但他死时年已五十。孔安国如享年未及半百，大约当卒于司马迁初为太史令（前108）的前后，当然可认为是“早卒”。再则安国学术、事功渐臻顶峰之际[34]，遽而中逝，从惋惜的观点更可称为“早卒”。王国维关于孔安国最后一个疑问—何以安国之子、孙之名如此之速已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世家谱》对此亦有圆满解答。孔子九世孙孔鲋之弟“腾，字子襄，身长九尺六寸，通经博学。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如鲁祀先圣，封为奉嗣君，奉先圣祀。惠帝征为博士，迁长沙太守，年五十七卒”[35]。孔腾之字子襄见于《史记·孔子世家》，是安国的曾祖。“奉嗣君”是后代衍圣公制度的滥觞，此后“奉嗣君”直系男婴出生必须呈报朝廷备案。孔安国如充临淮太守——隔年即卒于官，时年四十二、三，抱孙本非全不可能；即使嫡孙身后出生，史迁出于师生之谊亦可据档册录入《孔子世家》，原不足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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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来，一代儒宗董仲舒的生平大事系年，众说纷纭，迄今仍无定论。待刊拙作《董仲舒宦业系年考辨》中有详细论证。简而言之，《汉书》董传及《资治通鉴》皆误系董氏所对天人三策于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而事实上对策应在元光元年（前134），“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36]。江都王刘非，谥易，卒于公元前128年，董仲舒即内调为中大夫，“掌论议”，备顾问。甫至长安即险遭主父偃陷害；因言灾异，“当死”，蒙“诏释”，虽“中废”，仍留充中大夫[37]。公孙弘为丞相（前124）后始计出仲舒为胶西国相。由于学术及操守方面互相器重，董仲舒与司马谈同仕长安期间不时过从，早慧的司马迁得缘亲聆两位鸿儒畅论经史，阐析《春秋》应系情理中事。《太史公自序》答上大夫壶遂：“余闻董生曰……”应有事实根据。全部《史记》凡言及《春秋》，无不取义于《公羊》，仅采史于《左氏》，更反映司马迁自幼至老治《春秋》受董仲舒影响之深[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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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为爱子教育用心之苦是古今罕见的。除以十年心血讲授督导之外，他不惜动用为数可观的家资。实现司马迁寻访天下名胜古迹的远游计划；因此为广义的人文教育之实践做了示范工作——读万卷书之外，还须行万里路。这种博闻益智的远游既可作为长期整合古今工作的初步体验，又可作为观察国情民隐、培养知人阅世能力的直捷良方，真不愧是理想的入仕准备。细读《自序》所列行程，特别是包括“讲业齐鲁之都”，恐怕此次远游并非一年之内所能完成。本文主旨在评估《史记》的史料价值，我们只宜深探“讲业齐鲁之都”期间的史料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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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指出：“昔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39]任公先生所论极是，但他尚未进一步推断司马迁在鲁国故都讲业期间最重要的文献收获是后来编入《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历代鲁君世系和在位年代。此传之中，除了伯禽初封为鲁侯之年份无考之外，其余自第二世鲁侯考公以降全部在位年代俱备，而且内中有关键性的“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一语，贯通了西周和鲁国的年代。此年（前841）迄今仍是我国最早的绝对年代。按《鲁周公世家》积年，考公元年应为公元前998年，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应为公元前997年，上距古本《竹书纪年》武王伐纣（前1027）仅二十九或三十年。《竹书纪年》原为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史事年代之书，记事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29），埋藏地下五百余年，至西晋始重现人间，但不幸又佚失于宋代，残阙经过辑校的版本已是研究古史年代的至宝。而《鲁周公世家》除伯禽一世外，保有完整的两周历世鲁君的年代。这部免于秦火的鲁国“纪年”正是考核以魏为主的《竹书纪年》的绝好资料。在考订武王伐纣的绝对年份的工作中，《鲁周公世家》史料价值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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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司马迁自阙里还获得后来编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原始资料。此传中仲尼弟子之记有具体年龄者共二十二人。内中子路“少孔子九岁”为最长，公孙龙“少孔子五十三岁”为最幼。司马迁还特别说明，“自子石（公孙龙）以右三十五人，颇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这不仅显示出史迁对资料来源分类的异常谨慎，全部存真，而且反映当时鲁故都和阙里确保存有他处所无的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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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鲁周公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史料来源的检讨，不正好平行反映《史记》之《儒林列传》、《老子韩非列传》等卷中所保留下来的六艺传承学统，特别是备极曲折的黄老学统和老子后裔世系，都是青年司马谈讲业齐都期间所亲闻亲记的、价值极高的原始史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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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万里远游一方面象征少青年教育的圆满结束，一方面是为入仕的准备。自二十一岁（前115）南游归来，至二十六岁（前110）春间父亲之死于病愤这五整年，是决定司马迁一生职守和使命的关键。此五年间《自序》叙事有条不紊，而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文中对这五年的处理却暴露出一系列致命的弱点。“致命”的原因是：他在长文的开头虽可主观强以公元前145年为史迁生年，但对《自序》中南游的年岁（二十岁）和司马谈的卒年（前110）不能拋弃不顾，所以无论如何支吾曲解也无法将《自序》中五年间川流湍急的具体纪事拖缓拉长到十五年[40]。他在“元鼎元年（前116）乙丑三十岁”条下“案：《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其年无考，大抵在元朔、元鼎年间（前128—116），其何自为郎中亦不可考”。其实，王国维此处故意布出疑云，司马迁初仕为郎中的精确年份虽不可知，但肯定在南游结束（前115或114）之后，以“随军史家”身份参加远征西南夷（前111）之前[41]。至于“其何自为郎中”，《汉书·儒林传》元光五年（前130）公孙弘再度被征时的对策就是明确的答复：“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借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制曰：‘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更彬彬多文学之士矣。”[42]以司马迁的早慧奋学，聪颖博洽，取高第为郎中实意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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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出征西南夷“还报命”已是元封元年（前110）春了。《自序》中这段至性至情父子永别的纪事纪言，就是仅就学术史观点也值得全部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