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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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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引文要点有三：（一）司马谈“所欲论著”的是一部通史。（二）通史中最须着力处是“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的近古和当代史。（三）“先人所次旧闻”虽可泛指历代先贤之作，重心实指司马谈业经撰就的篇章、传闻劄记和毕生搜集的古今史料，包括青年时期获自胶西的老子后裔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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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择要考定司马迁的生年，不厌其烦地重建他少青年教育、南游、初仕、出征、喘返河洛、泣聆父训，目的是为了说明在宝贵而短暂的二十五年中，司马谈为早慧的独子精心所拟广义人文教育的纲目里，实在安插不进一条孤零零个别底注性的原始史料。何况吴楚七国乱平之后，种种政治顾忌使司马谈对此条原始资料来源不得不讳莫如深？更何况司马迁英年入仕事业前景本富弹性，司马谈直到临终之际才悲愤地道出“余死，汝必为太史”的遗嘱？匆匆立此遗嘱之际又怎能顾到一生所搜史料之中有若干种是需要亲向儿子交代原委的呢？这些事实和因素都有助于了解何以若干年后，司马迁遵父遗嘱着手纂撰《史记·老子列传》的时候，对李解先世谱系来源以模糊不清，只好遵循史家“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与先秦有关老聃的种种传说异闻一并为后世保留在《老子韩非列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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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老子其人及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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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首先推估老子的生年，鉴定他就是周太史儋，然后试探所推结果能否符合大多数学人所接受的先秦思想流派年表。推算仍本第一节所用的原则，每两代相隔三十年。姑假定老子李耳八世孙李解于胶西开国时间（前165）年三十五，则其生年应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上溯八代，老子生年应在公元前440年左右。这个推估结果可与《史记》同传另项陈述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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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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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记事对考定老子其人及其时代甚富参考价值，应该详加研讨。（一）与《史记·老子列传》中其他传闻异说迥然不同，这是见于秦国档册的纪录。（二）毕沅（1730—1797）根据《说文》、《山海经》、《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证明“儋”、“聸”、“聃”、“耽”音义皆同，都与下垂之耳有关，因此断定太史儋就是老子[44]。他的文章推理不够全面，但沟通同字异形确是一个贡献。（三）上引“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可能是司马迁仓促误读手边一项简牍而推错的[45]；事实上《史记》的《周本纪》、《秦本纪》和《封禅书》互核即可肯定太史儋见秦献公是在献公十一年（前374），上距孔子之卒一百零六年。这个确凿的年份具有拋锚定位的作用。（四）如果老子和太史儋确是一人，那么他见秦献公时年约六十六、六十七岁。即使把老子生年上下各伸缩十年，他过访秦国时年在五十六与七十六之间也还是在情理之内的。（五）“周太史儋”这个称谓也非常符合《史记·老子列传》开头“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这项陈述。道家源于史官，最早在《庄子·天下篇》中已经得到暗示。《庄子》一书虽寓言什九，《天下篇》却一向被公认为先秦最早、最有系统、最严肃、最权威的思想史。此篇总序开头就提出在未分裂成“百家”之前，最高的学问是“无乎不在，……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的“道术”。即使“百家”已“散于天下”，古之“道术”以及“诗书礼乐”、“百家之学”于“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这个综述虽然在表达方式上有点绕弯，实际上不啻说明“道术”，甚至所有的“百家之学”，无一不与官方学术和文献的主要库藏——广义的“史”——有渊源关系。班固去古未远，在《汉书·艺文志》即明白申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此君人南面之术也。”鉴于疑古之风未泯，李学勤先生根据长期研究经验对班固的看法做出深刻的肯定：“班固所讲道家出自史官，不仅是由于老子为周柱下史。我们看金文中的西周史官，如史墙盘的史墙，在铭文里历数文武成康昭穆列王事迹以及本人父祖各代的德行，可知史官确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有的史官鉴于历史和人生经验，得出以谦卑柔弱来固守统治地位的哲学原则，而老子即其集大成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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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的分析和讨论，所有的线索似乎都指向同一结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就是周太史儋，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兹将本文所估老子的生年列入张岱年先生所撰，至今仍极有用的，可与老子参比先后的若干思想家的“疑年简表”[47]，以备今后哲学史家进一步权衡批判的参考。下表对张先生的疑年表略有增损修改，凡哲人有确实生卒年份者标明其确切年代，无生卒年份者或列其主要学术活动的上下限，或只列其一生记有具体年份的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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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前后哲人年代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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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何炳棣，《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参本书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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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史记·郑世家》，页1776，公“二十五年（遂398）杀其相子阳”。据《例子·说符篇》：“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子阳为郑卿，曾赠粮而遭列子之拒。长段引文见古棣、周英《老子通》下部，页809—810。列子其人、其书当然尚须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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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慎到年代取自P.M. Thompson, The Shen Tzu Frag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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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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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老子年代推估的结果，似乎与大多数中国哲学及思想史家意见相当高度地符合。前此单独根据所谓的“思想线索”或“文字文体”或“时代术语”三个角度之一，以求证老子其人其书不得早于战国初期者，虽不能使人完全信服，而且有时还受到有理有据的反击，但我们如综合三个角度的辩证，再加上本文对老子其人史料来源的穷溯与评价，老子早于孔子的少数意见就更难成立了。为避免重复，本文开头完全不谈孔子适周问礼老聃说之无稽[48]，在此结论中无妨补充一项最根本的理由。《左传》昭公二年（前540）春记有晋国正卿韩宣子（起）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这句名言绝非虚语，因鲁侯是周公之后，伯禽初封即世世享有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说明“凡四代〔虞、夏、商、周〕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49]。周室东迁之后，鲁国不但成为宗周礼乐文化的嫡传，而且是列国菁英观光问礼的第一对象。吴国著名的公子季札就是最权威的见证人。他于公元前544年聘访列国，只有在鲁国才能听到各邦国的乐歌，并看到武王伐纣后的“大武”、夏代“大夏”、虞舜“韶箾”等远古的舞蹈。对这一切他不禁大加赞叹：“观止矣！”他续聘郑、卫、晋等国而独不及王室所在的周[50]。主张老子早于孔子的论著中实无任何一项值得认真考虑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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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历史考证与科学理论及试验性质迥然不同。历史考证不能像科学那样可以一再由试验中证实，而且不得不接受史料中所呈现的时间、空间、人事因缘方面的约限，只能在多维的约限之中用理智去臆度。本文与前此考证老子之作不同之处是对史料来源追溯评价的尽心和推测司马谈、迁父子史料传承之间的生物、政治、人事等障碍的认真。因此，本文的结论不是单一线索的推衍，而是由钩稽史料所获四个独立拋锚点全盘推理得出来的。这四个拋锚点重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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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卒于公元前110年的司马谈大约生于公元前180年左右；留学齐都不外青年时期（前165—155）中的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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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子李耳八世孙李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前16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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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事因缘的地理定位：菑川、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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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前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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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个独立的拋锚点中，只有司马谈的生年是根据祖谱估计的，但也是暗中参照了他确知的卒年和他充任太史令三十年（前140—110）这项重要事实，所以错估的可能幅度不会很大。他的青年时期即使上下伸缩几年，也不致影响到他与李解结识的机缘。其余三个拋锚点都丝毫不用另估，全是“绝对”的。希望从四个拋锚点聚合而得出的结论，能有助于消融我国哲学、思想、学术史上迄今仍是最大的疑惑[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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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史辨》，第六册（台北影印本）。引文在《自序》，页10；二十九家意见，在页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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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子通》，上部：《老子校诂》，下部：《老子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老子通论》所涉极广，材料异常丰富，对不少个别性的理论、训诂、校雠、考证都表现深湛的功力，不能因作者先入为主的成见——老子早于孔子——而失去其参考价值。正式警告研究《老子》年代的学人们不可再根据“思想线索”、“文字文体”、“时代术语”等片面思维“增加许多无谓的纠纷”的是应罗根泽邀请而撰专序的张西堂先生。张序撰于1937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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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卷四十七，页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