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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秦本纪》：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叙事过简有误。献公被迎返秦即位事根据《吕氏春秋·当赏》：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寨，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塞守〕菌改入之。夫人闻之，大骇，令吏兴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立，是为献公。〔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而赐菌改官大夫，赐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献公可谓能用赏罚矣。……”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页1624，长注18，既未能了解献公返国之艰险与苦辛，更误断焉氏塞为今陕西富平县之关山古驿口，距郑所之塞仅半日行程。正确了解《吕氏春秋·当赏》中的主要故事将大有助于考释献公何以与墨者建立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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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上河西战争史事表，魏国在公元前419—前408年这十一年间，攻占秦河西地的战略完全成功。开头经过三年的拉锯战已初步完成少梁要塞的工程。随即居高临下沿着黄河南进。读到《史记》魏“围繁庞，出其民”即可体会出这两短句不啻是司马迁大写意笔法描绘的一幅攀城蚁附浴血肉搏的图画。魏军攻占郃阳之后，即转而挥师西南，进入洛水下游行将注入渭水的平原地带。这地带川流异常曲折，港汊纵横，激战之后双方都需要选择地点高垒深堑。魏一度进军深入渭水以南的郑（今陕西华县境内），然后自动撤回到渭北建筑新根据地郃阳和洛阴。弱势的秦只能退守下游洛水的西和南：“堑洛，城重泉。”《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应在今大荔县境内，距今西安市东缘仅仅一百二三十公里了。可见魏占领下的全部河西已如一把利剑直指秦国的心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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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之所以如此成功，一则因为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分晋以后，事实上已成为三个主权国家，以魏的国力为最强。二则魏文侯励精图治，有识人之明，把规划进占河西的任务全部委之吴起。吴起不愧是典型名将，深深了解在什么情况应该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此后不久（大概是公元前387年后不久）因避魏武侯宠臣之谗，吴起改仕楚国[11]，而秦献公于公元前384年即位之后亦忍辱持重，从事内政和军事的改革，不轻易言战。这些因素正帮助说明何以公元前408年以后几乎四分之一世纪秦魏两国在河西地并无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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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学人几无不同意现存《墨子》书尾《备城门》等十一篇最为难读，这是由于历代重文轻武，更由于原书有关城守诸篇部分原简在汉代遗失和错置。经过半个世纪中西学者的注、译和考诠[12]，这些篇章里的错字、专词、术语和内容大致已能通读；读后大有助于加深了解秦魏河西战争在军事及政制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墨者对增强秦国攻防战术的贡献。读了《墨子》最后这十一篇再重温《史记》，就会联想到选择地点修筑一座要塞城所需空中、地面、道路、桥梁、水面、地穴全方位军事工程技术及规模之艰巨和交战时动用机械与大小兵器种型之可观。坚而且厚的要塞主城城墙的顶部之内必须筑有利于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女垣”。主城四隅尚须筑有更高的“望楼”和与主城配合向敌人交叉侧射的若干“行城”和“杂城”，更无论外围的濠池、吊桥和木栅等屏障了。《备城门》开宗明义，禽滑釐请教墨子如何抵御攻城的十二法：“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輼、轩车。”大体而言，“临”是攻者在城外：“积土为高，以临我城”，也指敌人所用高达数层楼的撞城车。“堙”也是积土为坡，主要似为填塞壕池。“钩”是钩引兵士上城的大钩梯。“冲”是从侧面攻城的“冲车”。云“梯”易懂，无须再释。“轒輼”据《通典》卷一六〇《兵十三》是“攻城战具，作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败，谓之轒輼车”。“轩车”大概也是有掩盖的大车。“水”指灌水淹城。“空洞”指挖地洞和地道。但“穴”和“突”原文残阙，“穴”或“火”之误，“突”部分的音义是敌人用重器突破城根时，守者以“突门”防堵，并施烟熏。“空洞”是挖地道，叶山绘有墨家地道内通烟管道示意图，并有利用鼓风设备通过管道烧艾烟熏敌人的简述。“蚁附（傅）”源自《孙子》，是形容士兵密集攀登城墙的行动和搏斗[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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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壮年即以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闻于列国。远早于古代西方，墨子及其精于工艺的信徒即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墨家所发明和改进的军事机械虽无法一一详考，但其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投石机的构造保存于《墨子》本书、《通典》和《武经备要》诸书。其威力之大，射程之远，命中率之高，部分地反映于它摔背（“夫”）的长度——30至35尺之间。这在古代世界是无与伦比的[14]。经过近数十年来中西学者的研究，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已成定论。本文的考诠对象当然应该是这种密切关系究竟何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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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墨者巨子制始末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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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学人论秦转弱为强多采《荀子·议兵》四世之说。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四君在位公元前361—前251年，共百十年。事实上自强运动必须上溯到孝公之父献公（前384—前362在位）。《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元年（前424）生献公。”公元前415年灵公卒，庶长等专权，不立献公而立其叔祖简公。于是年仅九岁的公子连（献公之名）即被流放于东邻魏国。为较充分了解献公图强的决心，有必要蠡测其青少年时代及即位初期所饱受的一系列心灵上的创伤和感情上的震撼。他十六岁（前408）即开始蒙受莫大的国耻与国难——祖国国防上最险要的地区竟变成魏国的西河郡。另方面，他流亡几近三十年间目睹魏国变法的成就，这对他精神上既不无启发，更多所刺激。但他一生最大的外来冲击莫过于即位后四年（前381）所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连锁事件：阳城君因参加攻杀藏身于楚悼王尸体之下的吴起犯罪失国；阳城君的失国导致墨者巨子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五人的集体身殉以践墨子之义。两千四百年后，我们设身处地从秦献公的经历反思，才能体会出秦孝公元年（前361）求贤令原文句句是事实，处处含血泪。求贤令的原文以及原文前司马迁的综述都值得征引、分析、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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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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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于是布惠，振（赈）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闲，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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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应该特别辨明的是：求贤令原文之前“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并非始自孝公元年。孝公即位时年二十一，百般政务有待观察反思，六年之后才决定重用商鞅实行变法。正如同战国以降论秦变法之成功类皆归功于商鞅，传统史家论秦转弱为强的枢机一向溯源至孝公，并不斤斤计较时序上的差错。事实上，结合求贤令“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我们可以肯定“招战士，明功赏”等都是献公业已实行的措施与方略。试想：提到自强主要办法之一的“招战士”，当时有什么战士能与军械设计及制造方面胜过公输般，纪律操守方面与一向扶弱抑强、重义轻生的墨者集团相比拟？本节以下讨论的重心必须移向墨者巨子制的始末，然后才再移回到献公在国史上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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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巨子制并非以学派宗师墨翟本人开始。现在《墨子》书中从未称墨子为巨子，亦无巨子专词的出现。巨子一词始现于《庄子·天下》，三位巨子的姓名及事功只出现于《吕氏春秋》。冯友兰先生认为“墨者之第一任巨子当为墨子”之说[15]，没有文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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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集团纪律虽严，墨子威信虽高，但他尚未具有后来巨子对墨徒生死予夺的绝对权威。相反地，弟子辈中颇不乏对他的教义提出问难的。如《墨子·公孟》篇：“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谓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为明知，能为祸福，为善者富之，为暴者祸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同篇记有“子墨子有疾，〔弟子〕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古今学人每征引《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以说明墨者对墨子无条件地崇拜与服从，殊不知《淮南子》此项综述仅仅是根据第一任巨子孟胜及其弟子因阳城君失国集体杀身就义一事，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墨子生前对所有弟子都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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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晚年大都居于鲁阳，为楚国封君阳城君的座上客，主要任务应是率领干练弟子为阳城君“守国”。想象中当时分散于各处的墨者都不免考虑两个迫切的问题：如何慎选墨子的承继人和如何保证墨者集团将来的完整和兴旺。惟其因为继承人的德行才智很难比拟墨子这位大宗师，所以有必要赋予继承人以绝对的权威，借以提高他的声望，促进墨者集团的精诚团结。就资历及操守而言，理想的承继人应该是力行大禹之道，一向自苦为极的，被尊称为“子禽子”的禽滑釐。他在《庄子·天下》篇中的地位显然是仅次于墨翟的学派宗师，但《吕氏春秋》所记巨子没有他的名字。关于禽滑釐先墨子辞世的可能，我们只能从《墨子·备梯》篇的开卷白臆测：“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子墨子其哀之，乃管酒块脯，寄于大山，昧葇坐之，以樵（醮）禽子。”有如此憔悴纪录的禽滑釐享受不到墨子八十左右的高寿是在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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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胜被指定为首任巨子的年份无法确知，但应在墨子辞世（不出公元前393—前381年之间）之前。他的事迹《吕氏春秋·上德》有生动的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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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巨子不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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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一部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郑文杰著《中国墨学通史》，论及墨家学团的组织、巨子制的演变以及墨家学派分裂原因等等均较前人著述详细。其主要论断与本文有密切关系，值得郑重讨论。此书综序：“在墨子时代，墨家学团的维系手段，主要是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学团成员自觉自律；……在墨子去世后的‘巨子’时代，墨家学团经过了由‘准宗教信仰’到‘严明法纪’的阶段变化。在孟胜为巨子的时代，维系手段在榜样力量之外又增添了宗教信仰。”自孟胜为墨家巨子起，学团巨子已兼有宗教首领性质，“准宗教”信仰也成为学团内部的主要维系力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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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论断，恐怕与事实不符。最主要的理由是孟胜之言：“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三人决定拋弃珍贵生命之前，全无一字言及天帝鬼神、天堂来世，一切凭诸道义良心——这正是与人类史上诸般殉教者迥然不同，也正是比古典希腊悲剧更富悲剧意味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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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去私》篇载有类似的墨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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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有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所以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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