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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老年大义灭亲一事，有力反映维系墨者学团的力量始终不是准宗教信仰，而一贯是道义原则，也就是“墨者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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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理应探讨的是孟胜死后多久国际墨子学团才开始分化的。《韩非子·显学》：“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但未说明与墨子卒年的大致时间距离。《庄子·天下》篇所提供的线索值得仔细诠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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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里勤之弟子五（伍）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背异）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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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参加与惠施、公孙龙等坚白同异之辩都是比较晚的事实，与孟胜、田襄子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距离。“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之“尸”字，特别需要认真诠释。王叔岷《庄子校诠》：“郭（象）《注》：‘尸者，主也。’成（玄英）《疏》：‘咸愿为师主。’……谓皆愿以巨子为其主也。”[19]陈鼓应译文：“以巨子当作圣人，都愿奉他为主师，希望承继他的事业，到现在还纷争不决。”[20]案：郭象、成玄英释“尸”都仅仅征引《仪礼·士虞礼》郑玄注中提纲性的头三个字：“尸，主也”，全都不引郑的原文，所以很容易引起后人的误解。其实郑文虽简略，已能道出“尸”的作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21]“虞”是葬后思亲安神之礼，《礼记·檀弓下》有精确的说明：“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在葬后的安神祭，始有尸，有几案和席子。卒哭以后始称死者之名。因为用生人的礼待他，到此已告结束，而开始以鬼神的礼来待他了。”[22]古今学人论“尸”再没有比闻一多先生更透彻幽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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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在，乃是物质的存在。惟其怕不能“如在”，所以要设“尸”，以保证那“如在”的最高度的真实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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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代表受祭者的“尸”应该由什么活着的人充任，《礼记·祭统》有最明确的申明：“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周初祭祀最主要的对象是文王，祭文王时充任“尸”的是嫡孙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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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拋开历代注疏不论，把《庄子·天下》“皆愿为之尸”释为“都愿奉他（巨子）为主师”于事于理也讲不通。因为根据墨家教义和规律，所有的墨者都应该绝对服从巨子的意志和命令。原则上巨子制存在一天，墨者集团即不允许内部有分裂。巨子既一向是被墨者认为圣人，具有绝对权威的最高领袖，墨者根本没有必要再争着以他为师主。为了解《天下》篇有关巨子原文的真义，除“尸”字的定义之外，还需要把握事态发生先后之序。笔者认为相里勤等互相诋斥的派别只能发生于巨子制业已中断之后，一向以过去的巨子为圣人的各派首领才皆愿成为巨子的合法承继人（尸），都希望接续他的事业，可是墨家各派间的竞争“至今不决”。“今”无疑应是《庄子·天下》篇作者的时代，应该不会早于公元前250年左右——距离巨子制的中断已有相当时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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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推断是根据《吕氏春秋》里的三项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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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时》篇载有齐之墨者田鸠（俅）“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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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宥》篇：“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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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项纪事反映在国际墨者大集团中一向享有绝对权威的巨子已不存在；否则四方入秦求仕的墨者不会受到秦墨中狡猾分子的百般阻挠和嫉妒中伤。正因此类事件一再发生，所以同书《去尤》篇才有“秦墨者之相妒也”概括式的评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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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鄙说最直接的证据是《应言》篇中“司马喜（熹）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政”的故事。内中“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一语供给了具体的年代线索。《史记·赵世家》详列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起屡度“略中山地”，直到赵惠文王三年（前296）“灭中山”。惟其因为巨子制出于各种原因已不复存在，所以墨者各派系的领袖只能被称为“墨者师”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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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墨者巨子制的始末，首先必须做时代上双向的推测：由腹仕秦上溯推其生年，再从公元前381年第二任巨子田襄子向下推测传位于腹时后者的大约年龄。从《吕氏春秋·去私》篇，腹之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为根据，先假定惠文君元年（前337）时腹年已60或65岁。于是得出两个数字：公元前397或402年。再假定田襄子充任巨子共20或25年始传位于腹，如此则腹继任为巨子时的年龄即有两组数字：36或41岁、41或46岁。所有以上的推算都在情理之中，而以41岁继承巨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折成公元，不出前366—356这十年，按秦历应在献公晚年。按常识性逻辑进一步推论，墨者入秦必早于腹之初任巨子，因为非要等到入秦墨者力量声望在国际墨者集团中已达高峰，巨子之荣才能轮到秦墨，而这个过程是需要相当岁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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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试图臆测田襄子仕宋的时间跨度却是十分困难的。《吕氏春秋·上德》篇虽详述公元前381年孟胜死阳城君之难，属弟子二人传巨子之位于宋之贤者田襄子，现存所有先秦文献全无一字涉及田襄子此后的事功与言行，以致博洽旁通如孙诒让，在其《墨学传授考》中亦感束手无策[28]。笔者穷思经年发现《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4世纪前半有关宋国仅有的两次叙事可能供给唯一的线索[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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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文侯二年（前385）“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到彭城”应释为韩军伐郑后向东推进，攻陷彭城（今徐州市），俘虏宋君后即班师西返，否则跨国战线过长难以久守。但是宋国极重要的都市被攻陷而且国君为韩俘虏，不能不说是宋国的一大危机和国耻。有鉴于往昔墨子预防楚国与公输般攻宋，事先遣派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为宋守城，今番田襄子本诸墨家史例率众援宋加强城防，并与继位宋君建立君臣师友关系，以致四年后承继孟胜为第二任巨子应该是合理的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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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惠王六年（前365）“伐宋，取仪台”。《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谓仪台在今河南虞城县西南，西距今商丘市约三十公里，东距徐州市约七十公里。这又是宋国城防的失败和疆土的丧失。田襄子的结局虽不可确知，但依照墨家传统理应身殉墨者之义，至少也应引咎退位，而且事前出于道义，必须指定一位国际上能孚众望的墨者作为巨子的承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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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上两项事实恰好反映田襄子仕宋的时间跨度，并遥遥呼应本文所估腹受命为第三任巨子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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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公朝墨者仕秦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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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战国时期文献从未有明言墨者何时开始入秦的，孙诒让《墨子间诂·号令》篇目之下，却有极重要的双行小字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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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时学〕云：“墨子当春秋后，其时海内外诸国自楚、越外，无称王者，故《迎敌祠》篇言：‘公誓太庙’，可证其为当时之言。若《号令》篇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关内侯、公乘、〔男子〕，皆秦时官，其号令亦秦时法，而篇首称王，更非战国以前人语，此盖出商鞅辈所为，而世之为墨者取以益其书也。倘以为墨子之言，则误矣。”案：苏说未确，令丞尉、三老、五大夫等制并在商鞅前。详篇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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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纠正苏时学，证明《迎敌祠》中秦官之名早于商鞅，确是主要贡献，因推理墨者入秦必早于孝公，而在献公之世。但苏时学也有他的卓识——指出词中“公誓太庙”的“公”有其相对较早的时代性。为便于讨论，我们先考订《迎敌祠》“公誓太庙”一段，然后再诠考篇首巫祝仪式的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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