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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应该特别辨明的是：求贤令原文之前“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并非始自孝公元年。孝公即位时年二十一，百般政务有待观察反思，六年之后才决定重用商鞅实行变法。正如同战国以降论秦变法之成功类皆归功于商鞅，传统史家论秦转弱为强的枢机一向溯源至孝公，并不斤斤计较时序上的差错。事实上，结合求贤令“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我们可以肯定“招战士，明功赏”等都是献公业已实行的措施与方略。试想：提到自强主要办法之一的“招战士”，当时有什么战士能与军械设计及制造方面胜过公输般，纪律操守方面与一向扶弱抑强、重义轻生的墨者集团相比拟？本节以下讨论的重心必须移向墨者巨子制的始末，然后才再移回到献公在国史上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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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巨子制并非以学派宗师墨翟本人开始。现在《墨子》书中从未称墨子为巨子，亦无巨子专词的出现。巨子一词始现于《庄子·天下》，三位巨子的姓名及事功只出现于《吕氏春秋》。冯友兰先生认为“墨者之第一任巨子当为墨子”之说[15]，没有文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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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集团纪律虽严，墨子威信虽高，但他尚未具有后来巨子对墨徒生死予夺的绝对权威。相反地，弟子辈中颇不乏对他的教义提出问难的。如《墨子·公孟》篇：“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谓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为明知，能为祸福，为善者富之，为暴者祸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同篇记有“子墨子有疾，〔弟子〕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古今学人每征引《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以说明墨者对墨子无条件地崇拜与服从，殊不知《淮南子》此项综述仅仅是根据第一任巨子孟胜及其弟子因阳城君失国集体杀身就义一事，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墨子生前对所有弟子都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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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晚年大都居于鲁阳，为楚国封君阳城君的座上客，主要任务应是率领干练弟子为阳城君“守国”。想象中当时分散于各处的墨者都不免考虑两个迫切的问题：如何慎选墨子的承继人和如何保证墨者集团将来的完整和兴旺。惟其因为继承人的德行才智很难比拟墨子这位大宗师，所以有必要赋予继承人以绝对的权威，借以提高他的声望，促进墨者集团的精诚团结。就资历及操守而言，理想的承继人应该是力行大禹之道，一向自苦为极的，被尊称为“子禽子”的禽滑釐。他在《庄子·天下》篇中的地位显然是仅次于墨翟的学派宗师，但《吕氏春秋》所记巨子没有他的名字。关于禽滑釐先墨子辞世的可能，我们只能从《墨子·备梯》篇的开卷白臆测：“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子墨子其哀之，乃管酒块脯，寄于大山，昧葇坐之，以樵（醮）禽子。”有如此憔悴纪录的禽滑釐享受不到墨子八十左右的高寿是在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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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胜被指定为首任巨子的年份无法确知，但应在墨子辞世（不出公元前393—前381年之间）之前。他的事迹《吕氏春秋·上德》有生动的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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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巨子不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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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一部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郑文杰著《中国墨学通史》，论及墨家学团的组织、巨子制的演变以及墨家学派分裂原因等等均较前人著述详细。其主要论断与本文有密切关系，值得郑重讨论。此书综序：“在墨子时代，墨家学团的维系手段，主要是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学团成员自觉自律；……在墨子去世后的‘巨子’时代，墨家学团经过了由‘准宗教信仰’到‘严明法纪’的阶段变化。在孟胜为巨子的时代，维系手段在榜样力量之外又增添了宗教信仰。”自孟胜为墨家巨子起，学团巨子已兼有宗教首领性质，“准宗教”信仰也成为学团内部的主要维系力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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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论断，恐怕与事实不符。最主要的理由是孟胜之言：“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孟胜及其弟子百八十三人决定拋弃珍贵生命之前，全无一字言及天帝鬼神、天堂来世，一切凭诸道义良心——这正是与人类史上诸般殉教者迥然不同，也正是比古典希腊悲剧更富悲剧意味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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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去私》篇载有类似的墨者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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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有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所以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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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老年大义灭亲一事，有力反映维系墨者学团的力量始终不是准宗教信仰，而一贯是道义原则，也就是“墨者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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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理应探讨的是孟胜死后多久国际墨子学团才开始分化的。《韩非子·显学》：“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但未说明与墨子卒年的大致时间距离。《庄子·天下》篇所提供的线索值得仔细诠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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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里勤之弟子五（伍）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背异）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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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参加与惠施、公孙龙等坚白同异之辩都是比较晚的事实，与孟胜、田襄子已有相当长的时间距离。“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之“尸”字，特别需要认真诠释。王叔岷《庄子校诠》：“郭（象）《注》：‘尸者，主也。’成（玄英）《疏》：‘咸愿为师主。’……谓皆愿以巨子为其主也。”[19]陈鼓应译文：“以巨子当作圣人，都愿奉他为主师，希望承继他的事业，到现在还纷争不决。”[20]案：郭象、成玄英释“尸”都仅仅征引《仪礼·士虞礼》郑玄注中提纲性的头三个字：“尸，主也”，全都不引郑的原文，所以很容易引起后人的误解。其实郑文虽简略，已能道出“尸”的作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21]“虞”是葬后思亲安神之礼，《礼记·檀弓下》有精确的说明：“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在葬后的安神祭，始有尸，有几案和席子。卒哭以后始称死者之名。因为用生人的礼待他，到此已告结束，而开始以鬼神的礼来待他了。”[22]古今学人论“尸”再没有比闻一多先生更透彻幽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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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在，乃是物质的存在。惟其怕不能“如在”，所以要设“尸”，以保证那“如在”的最高度的真实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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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代表受祭者的“尸”应该由什么活着的人充任，《礼记·祭统》有最明确的申明：“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周初祭祀最主要的对象是文王，祭文王时充任“尸”的是嫡孙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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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拋开历代注疏不论，把《庄子·天下》“皆愿为之尸”释为“都愿奉他（巨子）为主师”于事于理也讲不通。因为根据墨家教义和规律，所有的墨者都应该绝对服从巨子的意志和命令。原则上巨子制存在一天，墨者集团即不允许内部有分裂。巨子既一向是被墨者认为圣人，具有绝对权威的最高领袖，墨者根本没有必要再争着以他为师主。为了解《天下》篇有关巨子原文的真义，除“尸”字的定义之外，还需要把握事态发生先后之序。笔者认为相里勤等互相诋斥的派别只能发生于巨子制业已中断之后，一向以过去的巨子为圣人的各派首领才皆愿成为巨子的合法承继人（尸），都希望接续他的事业，可是墨家各派间的竞争“至今不决”。“今”无疑应是《庄子·天下》篇作者的时代，应该不会早于公元前250年左右——距离巨子制的中断已有相当时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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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推断是根据《吕氏春秋》里的三项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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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时》篇载有齐之墨者田鸠（俅）“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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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去宥》篇：“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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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项纪事反映在国际墨者大集团中一向享有绝对权威的巨子已不存在；否则四方入秦求仕的墨者不会受到秦墨中狡猾分子的百般阻挠和嫉妒中伤。正因此类事件一再发生，所以同书《去尤》篇才有“秦墨者之相妒也”概括式的评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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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鄙说最直接的证据是《应言》篇中“司马喜（熹）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政”的故事。内中“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一语供给了具体的年代线索。《史记·赵世家》详列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起屡度“略中山地”，直到赵惠文王三年（前296）“灭中山”。惟其因为巨子制出于各种原因已不复存在，所以墨者各派系的领袖只能被称为“墨者师”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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