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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墨者巨子制的始末，首先必须做时代上双向的推测：由腹仕秦上溯推其生年，再从公元前381年第二任巨子田襄子向下推测传位于腹时后者的大约年龄。从《吕氏春秋·去私》篇，腹之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为根据，先假定惠文君元年（前337）时腹年已60或65岁。于是得出两个数字：公元前397或402年。再假定田襄子充任巨子共20或25年始传位于腹，如此则腹继任为巨子时的年龄即有两组数字：36或41岁、41或46岁。所有以上的推算都在情理之中，而以41岁继承巨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折成公元，不出前366—356这十年，按秦历应在献公晚年。按常识性逻辑进一步推论，墨者入秦必早于腹之初任巨子，因为非要等到入秦墨者力量声望在国际墨者集团中已达高峰，巨子之荣才能轮到秦墨，而这个过程是需要相当岁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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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试图臆测田襄子仕宋的时间跨度却是十分困难的。《吕氏春秋·上德》篇虽详述公元前381年孟胜死阳城君之难，属弟子二人传巨子之位于宋之贤者田襄子，现存所有先秦文献全无一字涉及田襄子此后的事功与言行，以致博洽旁通如孙诒让，在其《墨学传授考》中亦感束手无策[28]。笔者穷思经年发现《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4世纪前半有关宋国仅有的两次叙事可能供给唯一的线索[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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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文侯二年（前385）“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到彭城”应释为韩军伐郑后向东推进，攻陷彭城（今徐州市），俘虏宋君后即班师西返，否则跨国战线过长难以久守。但是宋国极重要的都市被攻陷而且国君为韩俘虏，不能不说是宋国的一大危机和国耻。有鉴于往昔墨子预防楚国与公输般攻宋，事先遣派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为宋守城，今番田襄子本诸墨家史例率众援宋加强城防，并与继位宋君建立君臣师友关系，以致四年后承继孟胜为第二任巨子应该是合理的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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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惠王六年（前365）“伐宋，取仪台”。《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谓仪台在今河南虞城县西南，西距今商丘市约三十公里，东距徐州市约七十公里。这又是宋国城防的失败和疆土的丧失。田襄子的结局虽不可确知，但依照墨家传统理应身殉墨者之义，至少也应引咎退位，而且事前出于道义，必须指定一位国际上能孚众望的墨者作为巨子的承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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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上两项事实恰好反映田襄子仕宋的时间跨度，并遥遥呼应本文所估腹受命为第三任巨子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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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公朝墨者仕秦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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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战国时期文献从未有明言墨者何时开始入秦的，孙诒让《墨子间诂·号令》篇目之下，却有极重要的双行小字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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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时学〕云：“墨子当春秋后，其时海内外诸国自楚、越外，无称王者，故《迎敌祠》篇言：‘公誓太庙’，可证其为当时之言。若《号令》篇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关内侯、公乘、〔男子〕，皆秦时官，其号令亦秦时法，而篇首称王，更非战国以前人语，此盖出商鞅辈所为，而世之为墨者取以益其书也。倘以为墨子之言，则误矣。”案：苏说未确，令丞尉、三老、五大夫等制并在商鞅前。详篇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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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纠正苏时学，证明《迎敌祠》中秦官之名早于商鞅，确是主要贡献，因推理墨者入秦必早于孝公，而在献公之世。但苏时学也有他的卓识——指出词中“公誓太庙”的“公”有其相对较早的时代性。为便于讨论，我们先考订《迎敌祠》“公誓太庙”一段，然后再诠考篇首巫祝仪式的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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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素服誓于太庙，曰：其人为不道，不修义详（祥），唯力是正。曰：予必坏亡尔社稷，灭尔百姓。二参子尚（夙）夜自厦（励），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尸）而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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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秦惠文君即位后十四年称王，次年（前324）为更元元年。《迎敌祠》篇称“公素服誓于太庙”的“公”究竟是更元前的惠文君、其父孝公或其祖父献公从未经墨学专家提出讨论。我们先从“素服”和誓词内容加以蠡测。素服象征一种哀悼，哀悼的对象可以是已逝的先君，也可能是社稷过去所受敌国的创伤和凌辱。誓词的话应分为三小段。开头三句是秦君对敌人（魏）不讲道义、唯暴力是尚作风的概括。紧接的是敌君对秦社稷人民狠毒居心的自白（事实上当然是秦君想象的）。最后几句是对陪誓左右的二三子（将领）恪遵职守、戮力同心，“以勤寡人”勖勉的话。如果本文诠释不误，誓师之“公”不会是指业已能屡胜三晋、屡受天子贺的孝公和惠文君，只可能是充满悲郁心情、长期忍辱负重的献公，而且是远在临终前二年（前364）“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32]之前的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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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讨论《迎敌祠》的巫祝仪式部分。由于《汉书·艺文志》兵阴阳之末列出《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辟兵威势方》七十篇，更由于《迎敌祠》充满了五行迷信，不少近现代墨学专家都认为此篇反映晚期墨学的巫祝化[33]。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全篇是早期秦墨活动的纪实。兹征引《迎敌祠》有关巫祝的原文以备考订它的年代的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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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从外宅诸名大祠，灵巫或（咸）祷焉，给祷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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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胜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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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之，善为舍。望气舍近守宫。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请报守，守独智（知）巫、卜望气之请而已。其出入为流言，惊骇恐吏民，谨微察之，断，罪不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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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五行系统在《墨子·贵义》篇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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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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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不仅言及四龙，并且道出四龙的各别颜色、方位、五行属性、代表各方属性的天干，以及各组天干中的阴干和阳干。可见公元前5世纪，五行说的基本要素和符号早已齐备，无殊于近千年来盛行于士庶间的子平基本语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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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远在墨子之前就已有五行的学说。例如公元前512年面呈吴王阖闾的《孙子·行军》篇中就已经提到“黄帝之所以胜四帝”，1973年银雀山出土的兵家残简中还发现《黄帝伐赤帝》一篇。此篇残简经当代诸家考订校补之后，主要内容已可知晓：黄帝南伐赤帝，“东伐青帝，……西伐白帝，……北伐黑帝”，全得全胜。《墨子·贵义》篇中的龙，显然就是银雀山兵家残简中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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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在《孙子》以前早已成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即吴王阖闾召见孙武之前一年，晋史墨答问时即申述五行一向皆有专官（神），称为“五正”，经常举行“五祀”，而且这些祭祀木、火、金、水、土五行的专官都“世不失职”。可见上世纪齐思和认为五行相克说原于邹衍，因而判断《孙子》成书之晚是不能成立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