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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政治和社会思想的重心是“礼”，礼最重要的功用在维护当时金字塔式不平等的阶级制度。礼的本质和功用尽管如此保守，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的原因之一是：在维护封建秩序的同时，提出了长期有效的改革方案“有教无类”（语见《论语·卫灵公》）。换言之，不论生在贵族或平民的家庭，原则上人人应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如此，才智操守具备之人理应充当统治阶级的成员，而知行平庸之辈，无论其原来家世如何高贵，皆应属于被统治阶级。孔子晚年广收弟子公开讲学就是对“有教无类”这一原则的躬自践履。政治方面，尽管儒家自西汉与法家结合以后，一贯充任专制帝王的仆从和工具，而在社会及教育方面，孔子一向是“王者师”。两汉的荐举和雏形的考试制度、太学和郡国学校，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和地方学校制度，无一不代表孔子“有教无类”原则的逐步实践。笔者1962年出版的《明清社会史论》，根据尽可能大量多样的史料，证明自有宋建国以降的一千年内，至少在明清两代五个半世纪之中，科举确是平民入仕的主要渠道。这个现象是工业革命以前西方国家和社会所没有的。孔子“有教无类”的长期历史实践虽在一定程度之内促进统治者与平民阶级间的血液循环，但科举制度背后的儒家意识形态仍是封建宗法的，绝非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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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全书之中最令古今学人惊异、误解的莫过《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一名句不能只照文字表面注释，必须从孟子全部思想体系中去求真解。同章中另有“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一语。无土地不能有邦国，邦国安危盛衰有赖君主任人和处理政务民生的得失。君主如暴虐无度，或因天年或因“革命”，可以更易，而土地人民不可或缺。土地的开发端赖人民，所以一国之中惟人民独具永恒的重要性，这才是“民为贵”正确的解释。如就孟子全部思想体系而言，在正常状况下，“君”不但不“轻”，事实上是最处于枢纽地位，最“重”。孟子理论以“仁政”为本，“仁政”的主要内容及功能在全书开头的《梁惠王》章言之最详。惟人君始能“发政施仁”，关键在“君”，其理至明。论及社会，孟子一再强调权力及义务迥然不同的统治与被统治阶级分工的必要。如“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种社会分工论并非孟子所原创，早于他几百年多项类似的言论都已记录在《左传》和《国语》之中。孟子真正超过以往和同时代哲人之处是他对不平等不民主的人类社会作出一个宇宙层次的哲学辩护：“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以上征引，全出自《滕文公上》）。设若本文的论证尚无大误，当代新儒家在传统儒家哲学中寻索民主思想的源头岂不是缘木求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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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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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子全书》，见四部备要本卷十五，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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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上书，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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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文所征引的《西铭》全文及朱熹注解皆取自《张横渠先生文集》，《正谊堂全书》本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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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台北：水牛出版社，1980），页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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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季羨林，《对21世纪人文科学建设的几点意见》，载《文史哲》（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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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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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子全书》卷5，页3，卷12，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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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横渠先生文集》卷5，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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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横渠先生文集》卷5，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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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葛端肃公集》卷7（嘉庆1802重刊本），页1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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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卫湜，《礼记集说》（台北《四库荟要》本）卷63，页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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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文修，《试论〈易大传〉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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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春秋繁露·第七十八·天地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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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第十三章 北魏洛阳城郭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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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古都城的规模与建置，实是人类史上相当特殊、极值得研究的问题。姑以都城所占的地理空间而论，罗马帝国极盛时代的首都罗马所占的面积是大约九方英里，约合七十方清里强。东罗马帝国千余年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内外两城所占面积也大约是九方英里[1]。罗马帝国的东西两京无疑义的是传统西方最大的城市。一般欧洲中古名城所占面积都远较上古罗马和中古君士坦丁堡为小。即以中古的伦敦而论，直至13世纪末，其王宫、教堂、官署、市廛、民居等项建筑还填不满上古罗马帝国驻军所筑的城垣，而这座城垣所占的地面不过三百三十英亩，即半方英里另十英亩[2]。而我国唐代的长安，城垣所占的面积，不包括大明宫，已经超过三十方英里，亦即二百三十五方清里；全盛时代城内的人口大约靠近一百万[3]。其规模之宏远，不特在我国历代帝都之上，且为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史上所仅见。至于这种伟大都城建置营划的渊源，陈寅恪先生曾作以下的结论：“东魏邺都及隋代大兴及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4]由此可见北魏后期首都洛阳的规划与建置，实是我国中古史甚或人类史上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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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是我国上古中古两大名都之一，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又是我国中古一部杰作，因此北魏洛阳不但引起过当代若干历史家与考古家的注意，并且近年来还成了校刊注释家的重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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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人有关北魏洛阳的著作已经相当可观[5]。再经过大陆上1954年的实地考古勘察，北魏洛阳城垣的方位和尺度这一问题，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不过前此考古结果与文献数字互证工作，似乎还不够精到。本文第一节就进一步作此项文献与考古的互证，并对文献数字提出新的解释与纠正。第二节对北魏洛阳宫苑方位和面积提出讨论，并作推测。第三节讨论千五百年来一直不能解决的北魏洛阳城垣内外的坊里总数问题。《伽蓝记》所给的总数是二百二十，而《魏书》纪传和《资治通鉴》所给的总数是三百二十和三百二十三。这个仅从版本数字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希望从实际推算中得一解答。第四节分析北魏洛阳城郭规划的几种特征及其对后代都城建置的影响。尤注重说明北魏洛阳所创的坊里制不仅是都城土地利用的制度，更是全部京师社会经济营划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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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作，纯出偶然[6]，而且我个人历年研究的时代对象一向偏重明清。初度涉猎中古史料，原不敢望必能有所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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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垣的尺度与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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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晋、北魏的洛阳城垣的方位和尺度大致相同，都是由上古成周城原址扩大重建而成，这是古今学人所一致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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