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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洛阳城垣的尺度和面积，幸而在文献里有数字留传至今。《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晋《元康地道记》：“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十二亩有三十六步。”[7]这两种数字很接近，后者的数字究竟是否全部或一部分是晋初实测而得的；究竟是根据哪个朝代的尺度；究竟是指城垣的哪两边；内中哪些数字准确，哪些可能有传抄的错误——这一些问题都应该与近年考古实勘的结果推算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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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夏秋之际，大陆上曾对汉魏隋唐的洛阳城址做了实地的考古勘查。勘查结果在1955年由郭宝钧、阎文儒分撰报告，同时发表[8]。阎氏报告较详，附图也比较清楚。本文所引用的实勘数字和附图采自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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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氏图（本文附图一）中汉魏洛城的东、北、西三边垣墙大体都是根据实测绘制的。南边城垣虽是一条推测的虚线，但是根据东城缘最南端的城垣遗址以直角向西投射而成的。东城垣最南端这个勘出的重要据点，南距今日洛水北岸仅四十八米，其余南部城垣早已都被洛水所浸沉。这充分证明在过去千五百年中，洛水确是不断的北移。《洛阳伽蓝记》所述，当时城墙以南洛水以北，有不少坊里、寺院，又有汉国子学、明堂、辟雍、灵台等建筑。而现在汉魏石经出土处及灵台遗址已距洛水南岸一公里以上。《伽蓝记》云：“出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9]《文选》潘岳《闲居赋》李善注引《河南郡县境界簿》：“城南五里，洛水浮桥。”[10]两者之间相差一里，可能都相当接近事实，因为内中有晋和北魏后期尺度的不同。李善注又引晋杨佺期《洛阳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不但晋里较短，而且可能指着弯曲的洛水距南城垣最远的地方。总之，洛水不断的北移以致淹没冲毀北魏洛城的南垣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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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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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自阎文儒：“洛阳汉魏随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第九册，一九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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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皆本文作者所加，以表明宫苑垣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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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亦本文作者所加，以表明宫城无法确定之垣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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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献数字与考古结果的比较，阎氏结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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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汉书·郡国志》卷十九洛阳注引晋《元康地道记》云：“洛阳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若用最近洛阳晋墓出土的骨尺折算，每晋尺等于0.24米。则南北长9里7〔本文作者按：阎氏误，应为70〕步，折合3972米〔按：误，应为3988.8米〕；东西长6里10步，折合2604米〔按：阎氏误以晋步五尺，晋步应为六尺，应共折为2606.4米〕。东城垣实测数为3862.7米，较上述记载短少109.3米〔按：误，应为126.1米〕；西城垣实测为3811米，较记载短161米〔按：误，应为177.8米〕。所短的尺数，可能就是被洛水冲刷了的长度。北城垣实测数为2600米，较记载短4米〔按：误，应为6.4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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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阎氏以上的论断，看来文献上的数字与他实测的数字大体上还吻合。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因以下四个理由，我们必须再进一步核算互证。（一）阎氏等实勘工作之中，最重要的关键是确定东城垣的最南端。他对此重要据点，曾做详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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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垣最南端，今天能看到的在龙虎寨（龙虎摊村东的一个小土堡）东小湾村西，洛水北岸，距河堤48米处，有城垣遗址。遗址高5.5米，夯土曾有7、9、10、12厘米等不同的厚度。由于夯土的崩圮，可以看出直径10厘米以上的夹棍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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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东城垣最南端的勘定是很审慎的。最应注意的就是这一据点距今日洛水北岸48米，以南并无被洛水侵蚀的痕迹。（二）言事实测所得尺数与晋《元康地道记》的尺数的差异，事实上是相当的大。照我所改正的数字来看，实测东西城垣要较文献上南北的长度少了126.1或177.8米之多。而且阎氏折算晋前尺仅取整数，一般都认为晋前尺应作24.12厘米或24.188厘米[13]。如此折算起来，差别还要更大。东城垣是较长的一边，而且自南到北据他报告都相当完整，竟会较文献数字短少了四五百华尺之多，是令人不能无疑的。（三）如果按照阎氏的解释，东西两垣所欠之尺数是被洛水冲刷的部分，这不是等于否定东垣南端据点的确定（事实上据点已难直接至洛水北岸并无冲刷痕迹），汉魏洛城面积便要增大不少，益发和文献上数字不合（此点详下）。（四）应用文献数字的先决条件，是应该把《帝王世纪》与晋《元康地道记》的两种时代对象不同的数字之间，先作一番互证工作。这步工作前人都未曾作过，都以为二者间很接近就随意选择后者。从考证原理来讲，这两整数字应具有同样的重要，不应任意取舍。两书所给的洛城南北长度相差三十步或一百八十尺，东西的长度相差仅一步或六尺。两书所给的南北长度可能都指对同一边由南到北的城垣，也可能指对不同的东城垣和西城垣。此点以下再行讨论。至于两书所给的东西的长度，相差仅仅一步或六尺之少，不但必是指对同一边由东到西的城垣，而且必是用同一种尺度。这两部书虽然编纂的时代略同，而两书的对象是不同的朝代。《隋书·经籍志》，二：“《帝王世纪》十卷，皇甫谥撰，起三皇，尽汉魏。”则其尺度必非晋尺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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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审慎计，我们先不要武断晋《元康地道记》中的数字是汉尺或是晋尺。我们不妨将《帝王世纪》数字以汉尺折成米，将晋《元康地道记》数字以汉晋两种尺度折成米，与阎氏实测数字作一比较。两种文献都未明言南北里步数是指东城垣或西城垣，东西里步数是指北城垣或南城垣。这点要比较以后才能决定。再阎氏仅实测东、北、西三边城垣，南城垣因除最东端外皆系推测，故无实测数。但依阎图量洽为二厘米，当合2500米。下表中两书数字折成米后，括弧中米数表示与阎氏实测数字的差别。汉尺以23.1厘米计，晋前尺以24.12厘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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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汉至北魏的洛阳城最后在6世纪前半遭到严重的破坏，至今已千四百余年。除非汉晋政府丈量过于荒谬，万无折成米之数反较今日实测之数为少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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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帝王世纪》中南北的长度应系指东城垣而言，晋《元康地道记》中南北的长度应系汉尺之数，指西城垣而言。其与西城垣实测相差之数应该还不到28.2米，因为阎氏等西城垣仅测到今日洛水北岸，最南端有一小段是推测的，并不包在实测尺数之中。《帝王世纪》和晋《元康地道记》中东西长度应系皆指南城垣而言。《地道记》中表度数字如照晋尺算与实测数字相差过大，如以汉尺算，一切可以解释相当圆满。所以我认为《地道记》中的里步数是从汉代文献中摘录的。两书中的数字反映出汉代洛城的丈量是相当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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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只有晋《元康地道记》，给了洛城面积的数字，“为地三百顷十二亩有三十六步”。这个重要数字一向被忽略，应该与阎氏实测所制的洛城图互证。据阎图洛城并不是规则的长方形，东、西、北三边城垣都不是直线，东北两边尤甚，有几处成了弧形的曲线。阎氏既未给实测的面积，我们只好用平面测量仪来量估。量估结果，城内面积大约是10.2方公里，亦即3.94方英里，或2519.68英亩。我国方里成为地积单位自清代始，约折合30.87方清里。方英里和方公里都是很大的地积单位，为更明显地表现文献与实测面积的差异，应兼用较小的单位清代方里和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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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秦以降皆以240方步为一亩，但经秦汉迄唐初皆以六尺为步。《旧唐书·食货志》上：“武德七年（624）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14]秦汉魏晋一亩都是8640方尺，而不是如初唐以后皆6000方尺。如汉尺仍以23.1厘米，晋前尺仍以24.12厘米计，则一汉亩约合0.114英亩，一晋亩约合0.124英亩强。晋《元康地道记》城积30,012.15亩，如以汉亩计，则约合5.346方英里，13.846方公里，41.91方清里，3421.38英亩。如以晋亩计，则约合6.14方英里，15.9方公里，48.14方清里，3921.5英亩。无论以汉亩或以晋亩计，都要比阎图城积大50%或60%。差别如此之大，绝无法以洛城南垣被洛水冲刷解释，因为即使假设洛城东西两垣南端被洛水冲刷去了200米之多，面积也不过比阎图城积增加半方里或全积的5%。《地道记》的城积数字既连亩以下零星方步数字都有，可见不是一个笼统概略的数字，应该是当时相当认真实量而得的数字。所以晋《元康地道记》城积数字里，必有一严重的传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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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错误其实显而易见。如以洛城强作规则长方，以《地道记》洛城东西及南北长度相乘所得的城积不过是208顷又90亩强。我国数字中最易看错抄错的莫过二、三两字。我们不妨先假定三百顷是二百顷传抄之误，然后再以汉亩汉晋亩折成各种地积单位，与考古实测城积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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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亩计，文献城积与实测城积还有差不多20%的差异；如以晋亩计，则差别还不到1.5%，相差还不到半方清里。这种差别可能由于当时城垣比现存遗基厚，晋《元康地道记》明明说是“城内”的面积。这以上折算比较的结果，可谓若合符契，这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晋《元康地道记》之编纂去萧梁刘昭征引之时已二百余年，其间几经辗转，传抄有讹，本在情理之中。实际折算比较结果最为雄辩，所以我认为刘昭注中的“三百顷”应该是“二百顷”，而且应该是晋代的地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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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需要解释的，就是何以晋《元康地道记》中城垣长度应该是汉尺，而城内面积却又应该是晋亩呢？这问题可能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我国度量衡制，尤以度制，本极复杂。官民新旧诸尺同时并存并行，几乎历代都是如此。民国期间度量衡之新旧混淆就是我们耳闻目睹的活例。（二）西晋元康（291—299）可能是度制异常紊乱的时期。《晋书·律历志》上，虽云：“武帝秦始九年（273）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依周礼制尺”；事实上：“荀勖新尺惟以调音律，至于人间未甚流布。”[15]然而另一方面，西晋政府既于公元273年颁布新尺，官方丈量，尤其是都城丈量，自必倡用新制。民国十八年划一度量衡制，颁布市尺，民间虽不加闻问，而政府地政档册之中却都是市尺是亩，同时中央级地方政府旧档册中仍皆是清代度制地积单位。所以晋初政府新旧档册中汉晋单位混淆并存，本系情理中事。（三）古人撰述，类多采取“剪刀浆糊”的方式，逐类辑比，新陈一炉，根本没有详加辨识的习惯；更何况晋《元康地道记》所根据当时政府古今档册本身，也未必处处注明汉、晋度制地积之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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