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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只有晋《元康地道记》，给了洛城面积的数字，“为地三百顷十二亩有三十六步”。这个重要数字一向被忽略，应该与阎氏实测所制的洛城图互证。据阎图洛城并不是规则的长方形，东、西、北三边城垣都不是直线，东北两边尤甚，有几处成了弧形的曲线。阎氏既未给实测的面积，我们只好用平面测量仪来量估。量估结果，城内面积大约是10.2方公里，亦即3.94方英里，或2519.68英亩。我国方里成为地积单位自清代始，约折合30.87方清里。方英里和方公里都是很大的地积单位，为更明显地表现文献与实测面积的差异，应兼用较小的单位清代方里和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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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秦以降皆以240方步为一亩，但经秦汉迄唐初皆以六尺为步。《旧唐书·食货志》上：“武德七年（624）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14]秦汉魏晋一亩都是8640方尺，而不是如初唐以后皆6000方尺。如汉尺仍以23.1厘米，晋前尺仍以24.12厘米计，则一汉亩约合0.114英亩，一晋亩约合0.124英亩强。晋《元康地道记》城积30,012.15亩，如以汉亩计，则约合5.346方英里，13.846方公里，41.91方清里，3421.38英亩。如以晋亩计，则约合6.14方英里，15.9方公里，48.14方清里，3921.5英亩。无论以汉亩或以晋亩计，都要比阎图城积大50%或60%。差别如此之大，绝无法以洛城南垣被洛水冲刷解释，因为即使假设洛城东西两垣南端被洛水冲刷去了200米之多，面积也不过比阎图城积增加半方里或全积的5%。《地道记》的城积数字既连亩以下零星方步数字都有，可见不是一个笼统概略的数字，应该是当时相当认真实量而得的数字。所以晋《元康地道记》城积数字里，必有一严重的传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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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错误其实显而易见。如以洛城强作规则长方，以《地道记》洛城东西及南北长度相乘所得的城积不过是208顷又90亩强。我国数字中最易看错抄错的莫过二、三两字。我们不妨先假定三百顷是二百顷传抄之误，然后再以汉亩汉晋亩折成各种地积单位，与考古实测城积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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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亩计，文献城积与实测城积还有差不多20%的差异；如以晋亩计，则差别还不到1.5%，相差还不到半方清里。这种差别可能由于当时城垣比现存遗基厚，晋《元康地道记》明明说是“城内”的面积。这以上折算比较的结果，可谓若合符契，这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晋《元康地道记》之编纂去萧梁刘昭征引之时已二百余年，其间几经辗转，传抄有讹，本在情理之中。实际折算比较结果最为雄辩，所以我认为刘昭注中的“三百顷”应该是“二百顷”，而且应该是晋代的地积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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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需要解释的，就是何以晋《元康地道记》中城垣长度应该是汉尺，而城内面积却又应该是晋亩呢？这问题可能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我国度量衡制，尤以度制，本极复杂。官民新旧诸尺同时并存并行，几乎历代都是如此。民国期间度量衡之新旧混淆就是我们耳闻目睹的活例。（二）西晋元康（291—299）可能是度制异常紊乱的时期。《晋书·律历志》上，虽云：“武帝秦始九年（273）中书监荀勖校太乐，八音不和，……依周礼制尺”；事实上：“荀勖新尺惟以调音律，至于人间未甚流布。”[15]然而另一方面，西晋政府既于公元273年颁布新尺，官方丈量，尤其是都城丈量，自必倡用新制。民国十八年划一度量衡制，颁布市尺，民间虽不加闻问，而政府地政档册之中却都是市尺是亩，同时中央级地方政府旧档册中仍皆是清代度制地积单位。所以晋初政府新旧档册中汉晋单位混淆并存，本系情理中事。（三）古人撰述，类多采取“剪刀浆糊”的方式，逐类辑比，新陈一炉，根本没有详加辨识的习惯；更何况晋《元康地道记》所根据当时政府古今档册本身，也未必处处注明汉、晋度制地积之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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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的估算和推测不误，北魏洛城长度和面积问题应该认为是相当圆满的解决了。考古勘测肯定了古代文献数字的价值，文献数字，经过估算考订后，加强了我们对近年考古工作的信心。阎图南城垣推测的虚线应该是相当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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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结束以前，应该附带简单指出，最早绘供汉魏洛城地图的是加拿大联合教会驻河南区主教怀履光（Bishop William Charles White）。在他1934年出版的《洛阳古城古墓考》和1939年出版的《中国古墓甎图考》都有汉代洛阳城郊图，但都没有详细说明该图是否全部实测而成[16]。与文献数字及阎图比较，怀图除洛水以北的西城垣和北城垣的一部分以外，应该是假想的，而不是实测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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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宫苑方位与面积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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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文献对西晋和北魏洛城的宫苑方位，所言均不详明，对宫城尺度完全没有数字。《元河南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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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魏略曰，董卓烧南北二宫，魏武帝更于厦门内立北宫。魏世宫殿名所见独少，疑承汉之旧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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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元魏宫城，仅云：“按宫殿多仍魏晋名，或云依洛阳图修缮。”[18]因此北魏宫苑方位的初步推决，应以近年部分的不完全的考古勘查结果为主，再与文献资料互相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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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文儒图（见本文附图一）与郭宝钧图（本文未附）都确定了洛城西北角突出部分为金墉城的一部分，这与文献记载完全符合，毋庸再论。惟洛城北垣内宫苑遗址因民国间不断的盗掘，今日残阙已甚。阎、郭二氏初步勘查及诠释文献的工作似乎颇有商榷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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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郭图皆以金墉城东南沿洛城北垣虚线内南北狭东西宽的整个长方形地带作为洛阳小城。他们的文献根据有二。《水经穀水注》：“穀水径洛阳小城北，因阿旧城，凭结金墉。永嘉之乱，结以为垒，号洛阳垒。”[19]再就是《洛阳伽蓝记》：“晋永康中，惠帝幽于金墉城，东有洛阳小城，永嘉中所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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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阎、郭没有仔细续读《水经穀水注》，紧接上段征引之句，即说穀水“又东立大夏门下”。大夏门及汉之夏门，是洛水北垣西部之门，将金墉城和其更小的依附堡垒、洛阳小城或洛阳垒，与沿洛城北垣之主要宫院隔开。金墉城本身面积已经很小，一向是用来作幽禁魏晋被废帝后和战乱时集中坚守的，不是普通性的小宫城。自魏明帝（227—239）初筑至隋末李密击败王世充进据金墉，这座小城始终是为幽禁和防守用的。这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里有详细的记载[21]。以金墉之小，而一向不被称为小城，为增强金墉防御而筑的洛阳小城一定是一个更小的城垒，筑于永嘉（307—312）战乱之中，绝不会是洛城北部宫苑的主要部分。此外，《洛阳伽蓝记·原序》明明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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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广莫门〔本文作者按：及洛城北垣东部之门，参看附图二〕以西，至于大夏门〔按：即北垣西部之门〕，宫墙相连，被诸城上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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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北垣两门之间较大的一片地方，内中有不少殿阁亭榭和园林蔬圃，就是汉代北宫和芳林园，自魏晋以降直到北魏末叶都叫作华林园[23]。北魏迁洛以后。已无正式北宫之名，可是华林园是宫苑，孝文、宣武等帝不时赐筵和偶尔狩猎的地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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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洛阳小城是纯为永嘉战乱之中增强金墉城防御的一个小堡垒；阎、郭二氏途中认为是洛阳小城的长方地带，除毗连金墉的最西一小块地方以外，其余应系华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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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园和金墉城方位既定，应估计洛城北部全部宫苑的面积。阎图中北城垣最东端向西712米处，有一阙口，宽19米，他确定作汉代穀门及魏晋以降广莫门的遗址，这是对的。由此阙口向西340米处，“以西夷为平地”[25]。这是由于历代盗掘，宫院北墙遗迹毁灭。根据《洛阳伽蓝记》和《元河南志》，我们应该认为这阙口西边向西，凡在我于阎图所称“洛阳小城”全区所加×××线之内的地区，全是北魏的宫苑。照阎图量估，如果将广莫门缺口以西略有弧形之处以直线计，平行量到金墉城西垣，长度是三厘米强，约合1500米强。这宫苑区的南北长度，据阎氏说明，为334米。再加金墉城向北突出部分的面积（南北404米，东西180米），共得约573,720平方米，或作0.574方公里，141.8英亩，1.74方清里。以上面积约数包括大夏门向南分隔华林园和金墉城的街道面积。但这条御道不妨当作北部宫院的一部分。北魏洛城北部宫苑面积看来好像很小，其实以清亩计，共占地939.6亩，内中大都皆系园林亭榭，已足供当年帝室游乐之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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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洛阳主要的宫城（以下称宫城）是在洛城的中央。从《洛阳伽蓝记》中所述由宫城各门放射而出的御道，再从阎氏等的局部勘查，宫城方位可以大体确定。宫城的北垣应该沿着阊阖门（洛城西垣自北第二门）平行向东的御道，宫城南垣应该是沿着西阳门（洛城西垣自北第三门）平行向东的御道。这两个城门就是阎图中阿斗坟以南的第二第三阙口，其间距离实测为814米。阎等虽于1954年曾在汉魏洛城中试掘“重点”，而且发现隆起的工程遗迹，可惜当时未曾大规模掘测，至今无法确定宫城东西的长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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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可能宫城东西会较南北稍长。姑以正方粗估，则面积为662,596平方米，或163.4英亩，约合二方清里。北魏宫城面积的确定，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勘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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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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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