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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图详于地名，可供读者参考。惟并非根据比例而作，当作为示意图看。以下几点，似可商確：（1）城区过大，外郭太小；东郭七里桥、三门等处中洛阳东垣七、八魏里，应向东推展；西南两郭亦应向外推展。（2）洛阳北部宫苑方位形状应照附图（一）修正。（3）洛城北半之步广里、金市北魏时已不存在。（4）城内东部治栗里似应在东阳门之南。（5）据阎等考古实勘，南郭灵台遗址在洛城南垣中点稍西，故周图南部大部地名均应稍向西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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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保守的粗估，北魏洛阳宫城和极北部的宫院约占全城面积的八分之一，虽远较唐代东西两京的宫城为小，但较之中古伦敦的全部城区已相差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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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郭坊里总数的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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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全书最后，对北魏洛阳内城外郭的规划建置，有以下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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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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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魏书·广阳王嘉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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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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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宣武帝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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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明二年（501）……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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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齐纪十》，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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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司州牧广阳王嘉请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虽有暂劳，奸盗永息。”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之，四旬而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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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魏书》纪传两则与《通鉴》一则皆云三百二十坊或三百二十三坊，近年两位《伽蓝记》的校释者都很怀疑《伽蓝记》的数字之正确，内中一位以为《伽蓝记》的数字可能是错的[31]。但上引《通鉴》一则显系简并《魏书》两则而成，三则同源，不足以证明另种独立史籍数字之必讹。这数字上三、二之辨，实是了解北魏洛阳城郭规模的关键，一般校雠既无法裁决，只有再从推算中求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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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知道《伽蓝记》中一般里程数字之是否准确。洛阳城垣既已证明是大致九、六汉里，《伽蓝记》所云“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自应指城区和四郭大约的总面积。《元河南志》云：“按城之大小见上文，而杨衒之增广而言者，盖兼城之内外也。”[32]这种解释自属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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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魏洛阳附东西南北的极限，《伽蓝记》曾几度提及。卷四，城西，云：“自延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这里虽然仅叙述西郊宗室集中的高等住宅区，实际上已经指出“大洛阳市”的南北距离是十五里。卷二，城东，云：“出建春门外……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七里桥东一里，郭门开三道，时人号为三门，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33]七里桥确实是离洛城东垣七里，桥下的水也叫作七里涧[34]。由桥往东一里至三门，既为送往迎来之处，又有郭门三道，必为市区东方极限无缺。故东郊极限距洛城东垣八里。卷四，城西：“出阊阖门外七里有长分桥。……朝士迎送，多在此处。”[35]再加洛城“东西六里十步”，将汉里折成北魏后里，计五里弱，恰为二十里。《伽蓝记》中里程数字是大体准确可信的。北魏洛阳城区及副郭总面积约为三百方里，应该是北魏后期的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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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另一先决条件是“合有二百二十里”中的“里”字的定义。“方三百步为一里”，就是每边三百步的正方。按唐武德七年（624）始以五尺为步，前此皆以六尺为步。北魏时一里三百步，故“方三百步”恰恰是一方里。因为方里成为地积单位迟至清代始，所以北魏时不得不以步计。《魏书·广阳王嘉传》所云“各周一千二百步”也就是说“里”是四边每边三百步的正方，即一方里。按里字自古本与邑、邻、闾、巷等字时常混用；但北魏洛阳之所以独称曰里，实因每个坊里恰恰是每边一里。我国大规模相当整齐地规划坊里实自北魏洛阳始，草创伊始，最自然的面积单位是方里。隋唐东都洛阳的坊里仍是正方，而长安的坊里却大多是长方，而面积亦非一方里，所以便称作坊，不再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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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高祖起，太和十九年（495）六月“戊午，诏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颁之天下”[36]。新度量制是为了增加政府的丝绢和粮食的收入，政府当然在提倡新制。宣武初叶规划首都城郭坊里，想当用新尺。每北魏后尺为29.6厘米[37]，合0.925清代营造尺，每一北魏方里折合0.855方清里。北魏首都“大洛阳市”的总面积应约为256.5方清里，二百二十坊里的总面积应约为188.1方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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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据《伽蓝记》，“大洛阳市”应除掉“庙舍宫室府曹以外”才划成二百二十里。此外几条很宽的御道和很多次等的街道也占去了不少面积。城北一里左右即是芒山，城南几里又是洛水，四郭之内又有伊、洛、瀍、涧诸水，又有穀水围绕城垣四周边贯通成的中心。这些河流在洛都境内造成了不少的湖、泊、陂、池、沟、渠、堰[38]。其池泊之小者可不影响正方形的里的划分，其大者势必占去相当地面。今日据图粗测洛水宽处达一公里以上，其平均宽度如以半公里算，自西到东流经洛境十五里，河面一项所占面积就在十五方清里左右，何况洛水蜿蜒，南北贴岸之处必有不少地方无法划入正方的坊里。北魏洛阳城区和附郭的街道共占面积多少，无法推测。但我们知道唐代长安街道，逐条细算之后，连同城东南一隅相当两坊未见空地，共占地45方清里，约当长安全城总面积的19%[39]。唐代长安街道之宽在人类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北魏洛阳街道在比例上绝不会占去同样多的面积。但另一方面，北魏洛都城郭之内川流渠泊确比长安要多得很多，连同街道及地形不规则难以利用的地方，应该占全部大市区的20%左右。这当然是极粗率的臆测，如果就以此估推，北魏洛都城郭及限之内无法划归坊里的地面应为51.3方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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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区总面积，除掉了二百二十里和未经划归坊里等处的面积，只剩下大约17方清里，这就大约代表“庙社宫室府曹”所占的面积。本文第一节估算洛阳城区的面积是30.87方清里，所以“庙社宫室府曹”约占城内面积的55%，而宫城和沿北垣的宫苑又约占“庙社宫室府曹”面积的四分之一弱。“庙社宫室府曹”占城区一半以上，初视之下，似有未合；但事实上宫城与华林园之间，宫城东西两垣附近，既未经建置府曹，亦未经划归坊里，尚有不少政府保留的空地。此点当于第四节（一）详论。如果这些宫城附近系留未经利用之地算在“庙社宫室府曹”之内，则本节粗估各项应与事实相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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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业已指明，《伽蓝记》中里程和洛阳城郭极限等数字皆相当准确。《魏书》所说三百二十坊或三百二十三坊的净总面积即已稍稍超过《伽蓝记》所说的洛阳城郭全部的面积。如果再加上“庙社宫室府曹”本身所占之地和附近空地、街道河渠和无法划归坊里等处的面积，其总面积要大大地超过了《伽蓝记》所说的全部大市区。这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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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此番大致的估计与核对，我以为北魏洛阳城郭全区坊里总数应从《伽蓝记》之说，是二百二十，《魏书》似有传抄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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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特征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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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宫苑单位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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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衒之所述洛都规模确甚可观，但这种规模是数十年因时因地制宜一再扩充的结果。迁洛伊始，本无全盘都城计划可言。迁都是孝文帝（471—499）全盘政策——用夏变夷以图增强北魏帝国的中央化；行均田以图稍抑豪强，增加税收，促进生产；借大规模汉化以争取政治文化的正统；移都伊洛通运四方，更进一步准备征服萧齐——中的一个环节。在逐步企图实现这个多方面艰巨工作的过程中，孝文帝重建洛都不得不大体遵循晋都遗规，甚至最初不得不因陋就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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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庚午“幸洛阳，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丁丑，“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至太和十九年（495）八月，“金墉宫成”，“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40]。《伽蓝记》云：“迁京之始，工却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41]可见金墉城筑成之后即行迁都，其余宫室大体皆依照晋宫遗规仍在赶造，初无创制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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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因为宫城重建事出仓促，而全部洛都城郭设计营建尤非短期所能完成，所以当孝文、宣武之世就不得不粗拟一个消极防范性的城区土地利用原则，大致规定了城区哪些地方不得漫无计划的占用。当初洛都设计详纲，早已无存，不过幸而在《魏书·释老志》中还保留下来任城王澄的一篇长奏。任城王澄是皇室中最有为有守屡被孝文帝视为“社稷臣”，而且是劝说代北鲜卑贵族促成迁洛的中心人物[42]。他因为“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才以三朝元老的身份“批寻旧旨，研究图格”，征引“高祖立制”，主张对佛寺兴建予以限制。他这篇奏章虽针对佛寺，实为现存有关洛都土地利用防范原则的唯一片段史料。他在神龟元年（517）奏章中开始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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