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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知道《伽蓝记》中一般里程数字之是否准确。洛阳城垣既已证明是大致九、六汉里，《伽蓝记》所云“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自应指城区和四郭大约的总面积。《元河南志》云：“按城之大小见上文，而杨衒之增广而言者，盖兼城之内外也。”[32]这种解释自属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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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魏洛阳附东西南北的极限，《伽蓝记》曾几度提及。卷四，城西，云：“自延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这里虽然仅叙述西郊宗室集中的高等住宅区，实际上已经指出“大洛阳市”的南北距离是十五里。卷二，城东，云：“出建春门外……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七里桥东一里，郭门开三道，时人号为三门，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33]七里桥确实是离洛城东垣七里，桥下的水也叫作七里涧[34]。由桥往东一里至三门，既为送往迎来之处，又有郭门三道，必为市区东方极限无缺。故东郊极限距洛城东垣八里。卷四，城西：“出阊阖门外七里有长分桥。……朝士迎送，多在此处。”[35]再加洛城“东西六里十步”，将汉里折成北魏后里，计五里弱，恰为二十里。《伽蓝记》中里程数字是大体准确可信的。北魏洛阳城区及副郭总面积约为三百方里，应该是北魏后期的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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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另一先决条件是“合有二百二十里”中的“里”字的定义。“方三百步为一里”，就是每边三百步的正方。按唐武德七年（624）始以五尺为步，前此皆以六尺为步。北魏时一里三百步，故“方三百步”恰恰是一方里。因为方里成为地积单位迟至清代始，所以北魏时不得不以步计。《魏书·广阳王嘉传》所云“各周一千二百步”也就是说“里”是四边每边三百步的正方，即一方里。按里字自古本与邑、邻、闾、巷等字时常混用；但北魏洛阳之所以独称曰里，实因每个坊里恰恰是每边一里。我国大规模相当整齐地规划坊里实自北魏洛阳始，草创伊始，最自然的面积单位是方里。隋唐东都洛阳的坊里仍是正方，而长安的坊里却大多是长方，而面积亦非一方里，所以便称作坊，不再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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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高祖起，太和十九年（495）六月“戊午，诏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颁之天下”[36]。新度量制是为了增加政府的丝绢和粮食的收入，政府当然在提倡新制。宣武初叶规划首都城郭坊里，想当用新尺。每北魏后尺为29.6厘米[37]，合0.925清代营造尺，每一北魏方里折合0.855方清里。北魏首都“大洛阳市”的总面积应约为256.5方清里，二百二十坊里的总面积应约为188.1方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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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据《伽蓝记》，“大洛阳市”应除掉“庙舍宫室府曹以外”才划成二百二十里。此外几条很宽的御道和很多次等的街道也占去了不少面积。城北一里左右即是芒山，城南几里又是洛水，四郭之内又有伊、洛、瀍、涧诸水，又有穀水围绕城垣四周边贯通成的中心。这些河流在洛都境内造成了不少的湖、泊、陂、池、沟、渠、堰[38]。其池泊之小者可不影响正方形的里的划分，其大者势必占去相当地面。今日据图粗测洛水宽处达一公里以上，其平均宽度如以半公里算，自西到东流经洛境十五里，河面一项所占面积就在十五方清里左右，何况洛水蜿蜒，南北贴岸之处必有不少地方无法划入正方的坊里。北魏洛阳城区和附郭的街道共占面积多少，无法推测。但我们知道唐代长安街道，逐条细算之后，连同城东南一隅相当两坊未见空地，共占地45方清里，约当长安全城总面积的19%[39]。唐代长安街道之宽在人类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北魏洛阳街道在比例上绝不会占去同样多的面积。但另一方面，北魏洛都城郭之内川流渠泊确比长安要多得很多，连同街道及地形不规则难以利用的地方，应该占全部大市区的20%左右。这当然是极粗率的臆测，如果就以此估推，北魏洛都城郭及限之内无法划归坊里的地面应为51.3方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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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区总面积，除掉了二百二十里和未经划归坊里等处的面积，只剩下大约17方清里，这就大约代表“庙社宫室府曹”所占的面积。本文第一节估算洛阳城区的面积是30.87方清里，所以“庙社宫室府曹”约占城内面积的55%，而宫城和沿北垣的宫苑又约占“庙社宫室府曹”面积的四分之一弱。“庙社宫室府曹”占城区一半以上，初视之下，似有未合；但事实上宫城与华林园之间，宫城东西两垣附近，既未经建置府曹，亦未经划归坊里，尚有不少政府保留的空地。此点当于第四节（一）详论。如果这些宫城附近系留未经利用之地算在“庙社宫室府曹”之内，则本节粗估各项应与事实相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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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业已指明，《伽蓝记》中里程和洛阳城郭极限等数字皆相当准确。《魏书》所说三百二十坊或三百二十三坊的净总面积即已稍稍超过《伽蓝记》所说的洛阳城郭全部的面积。如果再加上“庙社宫室府曹”本身所占之地和附近空地、街道河渠和无法划归坊里等处的面积，其总面积要大大地超过了《伽蓝记》所说的全部大市区。这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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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此番大致的估计与核对，我以为北魏洛阳城郭全区坊里总数应从《伽蓝记》之说，是二百二十，《魏书》似有传抄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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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特征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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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宫苑单位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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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衒之所述洛都规模确甚可观，但这种规模是数十年因时因地制宜一再扩充的结果。迁洛伊始，本无全盘都城计划可言。迁都是孝文帝（471—499）全盘政策——用夏变夷以图增强北魏帝国的中央化；行均田以图稍抑豪强，增加税收，促进生产；借大规模汉化以争取政治文化的正统；移都伊洛通运四方，更进一步准备征服萧齐——中的一个环节。在逐步企图实现这个多方面艰巨工作的过程中，孝文帝重建洛都不得不大体遵循晋都遗规，甚至最初不得不因陋就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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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庚午“幸洛阳，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丁丑，“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至太和十九年（495）八月，“金墉宫成”，“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40]。《伽蓝记》云：“迁京之始，工却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41]可见金墉城筑成之后即行迁都，其余宫室大体皆依照晋宫遗规仍在赶造，初无创制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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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因为宫城重建事出仓促，而全部洛都城郭设计营建尤非短期所能完成，所以当孝文、宣武之世就不得不粗拟一个消极防范性的城区土地利用原则，大致规定了城区哪些地方不得漫无计划的占用。当初洛都设计详纲，早已无存，不过幸而在《魏书·释老志》中还保留下来任城王澄的一篇长奏。任城王澄是皇室中最有为有守屡被孝文帝视为“社稷臣”，而且是劝说代北鲜卑贵族促成迁洛的中心人物[42]。他因为“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才以三朝元老的身份“批寻旧旨，研究图格”，征引“高祖立制”，主张对佛寺兴建予以限制。他这篇奏章虽针对佛寺，实为现存有关洛都土地利用防范原则的唯一片段史料。他在神龟元年（517）奏章中开始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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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始终，制洽天人，造物开符，锤秪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馀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500—503）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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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奏章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当初北魏朝廷必有更较广义的都城土地利用限禁条例。本节的目的不在详溯逐步违禁在洛城内建立佛寺的历史，而在说明消极防范性都城土地利用原则的最后结果之一，即是洛城北半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宫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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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成此说，不妨将洛阳全城分作面积略等的南北两半来研究。宫城南垣外，西有西阳门内的御道，东有东阳门内的御道，这两条连而为一的御道便是横贯落成的东西轴心。最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这条轴心以北，只有一个特殊性的坊里，所有其余洛城内部坊里之见于《伽蓝记》的，都在这轴心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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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城唯一的坊里是延平里，其特殊的历史值得追溯。《伽蓝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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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寺，普泰元年（531）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阉官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前明门，博敞弘丽，诸王莫及也。在西阳门内御道北，所谓延年里。……长秋寺，刘腾所立也，腾初为长秋卿，因以为名。在西阳门内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是晋中朝时金市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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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腾当灵太后胡氏临朝的时期（516—519）已经“特蒙进宠，多所干托，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正光元年（519）七月，刘腾和宗元义合谋，发动政变，幽灵太后于北宫。“四年之中，生杀之威决于腾、义之手，八座九卿，旦造腾宅，参其颜色。”[45]正因为刘腾在此期间“总勒禁旅，决事殿中”[46]才能在西阳门内御道北破例建了穷极侈华的第宅。如此豪奢的第宅既经建成，灵太后还朝以后只有转赐当权皇胄和非皇族的跋扈军人，才划成延年里。可见自移都到公元519年西阳门东阳门御道以北是从不允许建造坊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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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指出《伽蓝记》曾言及洛城东北角，华林园之东有一步广里。《伽蓝记》此段叙事值得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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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春门〔洛城东垣最北之门〕内御道南有勾盾，典农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农寺。御道北有空地，拟作东宫，晋中朝时太仓处也。太仓西有翟泉，周回三里。……高祖于泉北置河南尹，中朝时步广里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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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广里明明是西晋时的里名，既就其原址建了河南尹署，此里在北魏当然已不存在[48]。最靠近华林园东垣，已废晋太仓处“拟作东宫”而未果行，和洛城东北部仍有不少空地，更足以反映迁都伊始，虽因人力物力时间所限不可能有全盘宫苑的营建计划，也未尝没有保留宫城附近空地以备将来扩充宫室的消极防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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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洛城东西轴心之北没有普通的坊里，而且除了少数官署以外，寺院都是例外。建中寺和长秋寺都在特殊的延年里一方里之内，贴近洛城西垣，与宫城有相当距离。此外只有一个瑶光寺，距离宫城西垣最北的千秋门有二里之遥，这是“世宗宣武皇帝所立”[49]，必须看作广义宫苑的一部分。更可注意的就是洛城北半根本没有任何市场，因为晋朝的金市原址已经不存在，其原址即是延年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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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质难：《伽蓝记》所列城内坊里一共寥寥无几，未提及北半城坊里之名，是否即可作为没有一般坊里的铁证呢？《伽蓝记》叙事的重心在寺院和第宅，由寺院第宅而及坊里，由坊里而及其他掌故和生活片面。前此研究《伽蓝记》的学者，皆重校刊注释，从未有牢牢把握一里是一方里这个具体面积观念来构图的，结果所构图中一律显出北魏洛城之空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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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根据阎图比例测估，洛城东西轴心以南半城的面积不过十四方清里，约合16.4方魏里弱。《伽蓝记》所列南半城的坊里，计有永康、义井、宜寿、永和、治粟、衣冠、凌阴七个之多。其净占面积即应为七方魏里，即几乎占了南半城总积之半。此外自宫城南门一直向南直达洛城南垣的宣阳门这条御道，即桐驼街两边都是官署。街东由北而南有左卫府、司徒府、国子学、宗正寺、太庙和护军府。街西顺序有右卫府、太尉府、将作曹、九级府、太社和司州牧署。右卫府西有御史台，将作曹西有昭玄曹。这十四个官署不会占第完全相等。《水经注》中称“司徒、太尉两坊”[50]，很可能这两个最重要的衙署就占了相当两个坊里的面积。此外还应除去纵横几条至少宽达九轨的御道，各府曹坊里的街道，和纵横几道流贯南半城的阳渠。所余空地已经不多，应在城区的西南和东南两隅。自迁洛以来，城区土地利用本多禁限，而全城兴筑绝非短期所能完成，南半城至公元534年迁都至邺为止，仍有些未经利用的空地是很可能的。因此《伽蓝记》所列洛城南半业经建置的七个坊里，应该是相当详尽的，可能是绝对详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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