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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伽蓝记》叙事详于洛城南半而略于北半，正因为北半大体是宫苑的保留区，本无多可述。事实上，《伽蓝记》曾叙及北半城有特殊背景的延年里，宣武帝私人所建的瑶光寺，甚至晋代原有的金市和步广里，其对北半城叙事根本也不得不认为是相当详细。如果以上的分析不太错误，我们可以作一总结。洛都营建之始，事出仓猝，宫城与华林园皆循晋代遗规，未能打成一片，也不得不允许少数衙署建于宫城的东北和西南。但大体上北半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广义的宫苑区，与洛城其他部分和外郭一般坊里市场是隔离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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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长安的宫殿群是分散在城内各处，并与民居混杂在一起的。这当然引起了很多的不便，因而不得不于宫殿单位之间造起飞阁复道[51]。东汉洛阳南宫记载残阙，方位极难确定，暂可不论。仅就西晋洛阳宫城附近的步广里和金市而言，可知晋代还没有将宫苑造成一个单独隔离的区域。北魏洛阳宫苑南北部虽尚未能打成一片，但因有土地利用的禁限，将大部分的北半城无形中造成了一个独立的宫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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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宫苑设计史上的一块计里碑。北魏洛都的宫苑区尚不整齐，隋唐的西东两都就更进一步设计了完整的、独立的、隔离的宫苑单位。此后宋元明清四代宫苑设计无不如此。所以在宫苑设计史上北魏洛阳是一个转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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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区轴心原则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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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说明，北魏洛阳宫城南垣外的御道是全落成的东西轴心。更重要的是南半城的南北轴心。这条轴心北起宫城南门阊阖门，南迄洛城南垣的宣阳门。这条铜驼街将洛城南半分成大略相等的两半。西汉长安城内并无轴心之可言。东汉洛城因南宫方位很难确定，不得不存疑。北魏洛城既大体遵循西晋规制，可能晋时已有东西和南北的两个轴心。都城设计中的轴心制虽可能步自北魏洛阳始，但北魏洛城设计无疑义地直接影响了唐代的长安。因为唐代长安皇城及宫城占全城最北部的中央，所以由皇城南垣中点一直向南的朱雀门大街便成了全城最重要的轴心。这是南北的轴心，街东属万年县，街西属长安县。后代京都及一般城池的设计，虽因地形关系不一定能像唐代长安中分的整齐，在可能范围以内总多少采取这种轴心的原则。在我国都城设计史上，这重要的轴心原则虽未必创始于北魏洛阳，至少是经由北魏洛阳才趋确立而普遍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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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划坊里制的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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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里两字由来甚古，但大规模、有计划、相当整齐的坊里制则创始于北魏的洛阳。据《魏书·宣武纪》，公元501年秋采纳了广阳王嘉的建议，征发了畿内五万民夫筑建大批的坊里。根据“四旬而罢”一语，这次的工作大都应是圈划二百二十坊里的经界和赶造若干坊里以应迁洛皇室、胡汉贵族和官吏的急需。前此附郭当然已有贵族和官吏业经兴建的第宅和若干庶民的聚集，此后才一律划归坊里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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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记》云东郭极限三门，有郭门三道。这暗示至少东郭极限有围墙，至于是否南、西、北三郭极限都有围墙，无法确知。不过北垣以北一里稍多即是天然屏障芒山，南垣外数里伊洛之间地形甚不规则，是否有围墙，尚当存疑。《伽蓝记》和上引任城王澄的奏章，都仅言城郭之分，并未有内城外城的称呼。我国历代对城垣建置，如皇宫、宫城、子城、内城、罗城、外城等等，均极注意，但现存北魏史料和隋唐以后相关资料都从未言及北魏洛阳附郭有外城。短短四旬之内，赶造不少坊里又完成周围大约七千魏里的城垣，是不甚可能的。想象中《伽蓝记》中所暗示东郭的围墙必非正式的城垣。森鹿三认为公元501年以后北魏洛阳便有了“内城”和“外城”，似尚待详考。为审慎计，我们应袭用城郭两字以兹分辨洛京城垣内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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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01年虽划出了二百二十坊里的经界，当时大多数坊里尚未营建，甚至还没有名称。《伽蓝记》所述中书舍人常景的事迹即系明证：“景……正始（504—507）初，诏刊律令，……又诏青州刺史刘芳入预其议，……又共芳造洛阳宫殿门阁之名，经途里邑之号。”[52]综检《伽蓝记》全书，洛都郭内里名仅得三十五。惟内中皇宗所聚居的寿丘里是一总称，实际包括东西宽达二里，南北长达十五里的整个区域，应约合三十普通坊里之数。西郭洛阳大市本身包括八个坊里，不应另计；但南郭伊洛之间另有四通市，东郭尚有洛阳小市[53]，连同内城八个坊里，共总不足七十八，约当总数二百二十之三分之一弱。《伽蓝记》所举郭内里名可能不甚详尽，但列举之数与计划营建之数相差很多，这至少反映自坊里制初创至迁都邺城的三十几年间，洛邑全境之内必有不少空地未曾作城市性的利用，都还是原野蔬圃。此点《伽蓝记》虽未明言，但不是不合理的猜测。试以唐代长安为例，虽历充帝都垂三百年，城内南部约三分之一的坊里仍是空旷少有人居[54]。近代南北两京，尤以南京，城内旷土之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以北魏都洛为期之短，洛邑全境幅员之广，《伽蓝记》所列郭内业经建置坊里之数，实际上已颇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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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都城地理空间利用的制度，北魏洛阳的坊里制对隋唐东西两京有直接的影响。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引章述《两京新记》东都洛阳：“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55]唐初武德七年（624）虽规定每步由六尺改为五尺，但唐洛阳城初筑于隋大业元年（605），似乎隋唐洛阳的坊仍是每步六尺。所以唐洛阳的坊的建置形式和单位面积与北魏洛阳的里完全一样。唐长安因地制宜，城内坊有几种大小。徐松引吕大临长安图：“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东西二门，纵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各广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各广四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门，广各六百五十步；南六坊，纵各五百五十步；此六坊，纵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面各二门，四面街各广百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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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隋唐两京的坊制是直接师承北魏洛阳的里制。惟一基本的不同是北魏洛都兴建比较仓促，大多数坊里都在外郭，而隋唐两京却把所有的坊都设在城内。唐长安城区面积已经超过三十方英里或二百三十五方清里，再加上大明宫，总面积和北魏洛邑城郭极限的面积略等。这不像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隋唐根据北魏洛都的经验和未竟之业，定下了宏远的规划，将首都城垣造到极大限度，以应长时期发展对地理空间的种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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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北魏洛都的坊里制绝不仅是京都土地利用的制度，其最主要特征是京都全盘的社会经济设计。依照当时的社会阶级观念，北魏政府将洛阳城郭坊里划成若干社会经济性能不同的区域。因此，北魏洛阳的坊里制充分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重要特征，前此研究北魏洛邑规划的学者都未曾作有系统的研究。《伽蓝记》对北魏洛阳坊里之间的区域性，叙述最详，也最精彩，值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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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记》全书所列半数以上的坊里都是划归统治阶级居住享乐而用的洛阳城区北半部大体是宫苑区，在坊里制以外（除去延年里）。南半城有九寺七里，全都是统治阶级的禁脔。从灵太后胡氏所建的永宁寺，“僧房楼观一千余间……营建过度”；清河王怿所立的景乐寺，“常设女乐，歌声绕梁，……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并有“奇禽异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以至苞信县令段晖舍宅所立的光明寺，无一不是专供贵族和官吏玩赏的。洛阳全城八里之中，延年、永和当世名为“贵里”，为达官显宦之所聚；就是比较不奢侈的衣冠、凌阴、治粟等里也都是府曹属吏的住宅[57]。城内当然有不少为统治阶级驱役的人，但不见一般庶民栖居的痕迹。整个城区的政治和社会性能是统治的，经济性能是消费的、“寄生的”。这种纯消费和寄生的最明显表征就是全城无一市场，所有生活享受之需由附郭、全国，甚至异域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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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内统治阶级集中的区域，在东郭为晖文、敬义、昭德、孝敬、孝义、景宁等里[58]。洛城以南，洛水以北的区域，有汉国子学、明堂、辟雍、灵台、孝文帝所建的报德寺，宣武帝所建的景明寺等寺院，和“居止第宅，匹于帝宫，……僮仆六千，妓女五百”的高阳王雍的第邸[59]。西郭最西部，北起芒山，南临洛水，“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利，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60]。这些附郭坊里的社会经济性能与城区的坊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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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庶民居住营生的区域，在东郭北部有建阳、绥民、崇义等里，在东郭偏东部分有殖货里和洛阳小市[61]。但大多数庶民工商集中在西阳门外御道南北由八个工商专里所构成的洛阳大市。这些工商专里颇有行业集中的现象。例如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延酤、治殇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槨为业，赁輀车为事”。余如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与洛阳大市毗连，另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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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水以南划成为南朝降人和异域远邦归附经商的人的专区。《伽蓝记》所数最详细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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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下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停。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之永桥市。[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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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中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方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之鱼鳖市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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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东郭的殖货里和洛阳小市是民间次等的市场。主要的市场在西南两郭，除供应一般人民日用所需而外，还供应统治阶级比较奢侈的和技艺上的需要。至于洛京城郭十万九千余户的食粮，绝非郭内及邻近郡县所能供应，大多有赖北魏政府的漕运。《水经注》：“大城东有太仓，仓夏运船，常有千计。”[65]太仓以北，即晋朝常满仓原址，改为租场，“天下贡赋所聚蓄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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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北魏洛邑的坊里制反映当时的社会阶级观念，坊里之间区域的划分大部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与享受。里既有贵贱之分，当时人往往对所住区域有敏锐的心理反应。例如：“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寅来降，封会稽公。为筑宅于归正里。后进爵为齐王，尚南阳长公主。宝寅耻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于永安里。”[67]随他同时归降的会稽人张景仁，原来住在吴人坊，但他耻于和其他南朝降人同住一区，后移居孝义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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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统治阶级分子对坊里区域的敏感。其实这种心理一般平民也不能免。《伽蓝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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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高祖名闻义里。迁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几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内，京师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城东北上商里，殷之顽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瓮子，人皆弃去住者耻。”[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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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北魏洛阳坊里之间区域的划分大体上也就是统治与被统治阶级身份的划分，所以庶民之富者不免在心理上，甚至形式上，起了一种反抗。《伽蓝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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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人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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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记》又云：“神龟（517—518）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衣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71]可见洛都西郭富民对政府规制作心理和形式上反抗的，实不只刘宝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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