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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衒之所述洛都规模确甚可观，但这种规模是数十年因时因地制宜一再扩充的结果。迁洛伊始，本无全盘都城计划可言。迁都是孝文帝（471—499）全盘政策——用夏变夷以图增强北魏帝国的中央化；行均田以图稍抑豪强，增加税收，促进生产；借大规模汉化以争取政治文化的正统；移都伊洛通运四方，更进一步准备征服萧齐——中的一个环节。在逐步企图实现这个多方面艰巨工作的过程中，孝文帝重建洛都不得不大体遵循晋都遗规，甚至最初不得不因陋就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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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庚午“幸洛阳，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丁丑，“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至太和十九年（495）八月，“金墉宫成”，“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40]。《伽蓝记》云：“迁京之始，工却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41]可见金墉城筑成之后即行迁都，其余宫室大体皆依照晋宫遗规仍在赶造，初无创制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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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因为宫城重建事出仓促，而全部洛都城郭设计营建尤非短期所能完成，所以当孝文、宣武之世就不得不粗拟一个消极防范性的城区土地利用原则，大致规定了城区哪些地方不得漫无计划的占用。当初洛都设计详纲，早已无存，不过幸而在《魏书·释老志》中还保留下来任城王澄的一篇长奏。任城王澄是皇室中最有为有守屡被孝文帝视为“社稷臣”，而且是劝说代北鲜卑贵族促成迁洛的中心人物[42]。他因为“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才以三朝元老的身份“批寻旧旨，研究图格”，征引“高祖立制”，主张对佛寺兴建予以限制。他这篇奏章虽针对佛寺，实为现存有关洛都土地利用防范原则的唯一片段史料。他在神龟元年（517）奏章中开始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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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始终，制洽天人，造物开符，锤秪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馀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500—503）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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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奏章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当初北魏朝廷必有更较广义的都城土地利用限禁条例。本节的目的不在详溯逐步违禁在洛城内建立佛寺的历史，而在说明消极防范性都城土地利用原则的最后结果之一，即是洛城北半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宫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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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成此说，不妨将洛阳全城分作面积略等的南北两半来研究。宫城南垣外，西有西阳门内的御道，东有东阳门内的御道，这两条连而为一的御道便是横贯落成的东西轴心。最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这条轴心以北，只有一个特殊性的坊里，所有其余洛城内部坊里之见于《伽蓝记》的，都在这轴心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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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城唯一的坊里是延平里，其特殊的历史值得追溯。《伽蓝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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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寺，普泰元年（531）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阉官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前明门，博敞弘丽，诸王莫及也。在西阳门内御道北，所谓延年里。……长秋寺，刘腾所立也，腾初为长秋卿，因以为名。在西阳门内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是晋中朝时金市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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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腾当灵太后胡氏临朝的时期（516—519）已经“特蒙进宠，多所干托，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正光元年（519）七月，刘腾和宗元义合谋，发动政变，幽灵太后于北宫。“四年之中，生杀之威决于腾、义之手，八座九卿，旦造腾宅，参其颜色。”[45]正因为刘腾在此期间“总勒禁旅，决事殿中”[46]才能在西阳门内御道北破例建了穷极侈华的第宅。如此豪奢的第宅既经建成，灵太后还朝以后只有转赐当权皇胄和非皇族的跋扈军人，才划成延年里。可见自移都到公元519年西阳门东阳门御道以北是从不允许建造坊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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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指出《伽蓝记》曾言及洛城东北角，华林园之东有一步广里。《伽蓝记》此段叙事值得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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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春门〔洛城东垣最北之门〕内御道南有勾盾，典农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农寺。御道北有空地，拟作东宫，晋中朝时太仓处也。太仓西有翟泉，周回三里。……高祖于泉北置河南尹，中朝时步广里也。[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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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广里明明是西晋时的里名，既就其原址建了河南尹署，此里在北魏当然已不存在[48]。最靠近华林园东垣，已废晋太仓处“拟作东宫”而未果行，和洛城东北部仍有不少空地，更足以反映迁都伊始，虽因人力物力时间所限不可能有全盘宫苑的营建计划，也未尝没有保留宫城附近空地以备将来扩充宫室的消极防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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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洛城东西轴心之北没有普通的坊里，而且除了少数官署以外，寺院都是例外。建中寺和长秋寺都在特殊的延年里一方里之内，贴近洛城西垣，与宫城有相当距离。此外只有一个瑶光寺，距离宫城西垣最北的千秋门有二里之遥，这是“世宗宣武皇帝所立”[49]，必须看作广义宫苑的一部分。更可注意的就是洛城北半根本没有任何市场，因为晋朝的金市原址已经不存在，其原址即是延年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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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质难：《伽蓝记》所列城内坊里一共寥寥无几，未提及北半城坊里之名，是否即可作为没有一般坊里的铁证呢？《伽蓝记》叙事的重心在寺院和第宅，由寺院第宅而及坊里，由坊里而及其他掌故和生活片面。前此研究《伽蓝记》的学者，皆重校刊注释，从未有牢牢把握一里是一方里这个具体面积观念来构图的，结果所构图中一律显出北魏洛城之空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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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根据阎图比例测估，洛城东西轴心以南半城的面积不过十四方清里，约合16.4方魏里弱。《伽蓝记》所列南半城的坊里，计有永康、义井、宜寿、永和、治粟、衣冠、凌阴七个之多。其净占面积即应为七方魏里，即几乎占了南半城总积之半。此外自宫城南门一直向南直达洛城南垣的宣阳门这条御道，即桐驼街两边都是官署。街东由北而南有左卫府、司徒府、国子学、宗正寺、太庙和护军府。街西顺序有右卫府、太尉府、将作曹、九级府、太社和司州牧署。右卫府西有御史台，将作曹西有昭玄曹。这十四个官署不会占第完全相等。《水经注》中称“司徒、太尉两坊”[50]，很可能这两个最重要的衙署就占了相当两个坊里的面积。此外还应除去纵横几条至少宽达九轨的御道，各府曹坊里的街道，和纵横几道流贯南半城的阳渠。所余空地已经不多，应在城区的西南和东南两隅。自迁洛以来，城区土地利用本多禁限，而全城兴筑绝非短期所能完成，南半城至公元534年迁都至邺为止，仍有些未经利用的空地是很可能的。因此《伽蓝记》所列洛城南半业经建置的七个坊里，应该是相当详尽的，可能是绝对详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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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伽蓝记》叙事详于洛城南半而略于北半，正因为北半大体是宫苑的保留区，本无多可述。事实上，《伽蓝记》曾叙及北半城有特殊背景的延年里，宣武帝私人所建的瑶光寺，甚至晋代原有的金市和步广里，其对北半城叙事根本也不得不认为是相当详细。如果以上的分析不太错误，我们可以作一总结。洛都营建之始，事出仓猝，宫城与华林园皆循晋代遗规，未能打成一片，也不得不允许少数衙署建于宫城的东北和西南。但大体上北半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广义的宫苑区，与洛城其他部分和外郭一般坊里市场是隔离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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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长安的宫殿群是分散在城内各处，并与民居混杂在一起的。这当然引起了很多的不便，因而不得不于宫殿单位之间造起飞阁复道[51]。东汉洛阳南宫记载残阙，方位极难确定，暂可不论。仅就西晋洛阳宫城附近的步广里和金市而言，可知晋代还没有将宫苑造成一个单独隔离的区域。北魏洛阳宫苑南北部虽尚未能打成一片，但因有土地利用的禁限，将大部分的北半城无形中造成了一个独立的宫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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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宫苑设计史上的一块计里碑。北魏洛都的宫苑区尚不整齐，隋唐的西东两都就更进一步设计了完整的、独立的、隔离的宫苑单位。此后宋元明清四代宫苑设计无不如此。所以在宫苑设计史上北魏洛阳是一个转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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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区轴心原则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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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说明，北魏洛阳宫城南垣外的御道是全落成的东西轴心。更重要的是南半城的南北轴心。这条轴心北起宫城南门阊阖门，南迄洛城南垣的宣阳门。这条铜驼街将洛城南半分成大略相等的两半。西汉长安城内并无轴心之可言。东汉洛城因南宫方位很难确定，不得不存疑。北魏洛城既大体遵循西晋规制，可能晋时已有东西和南北的两个轴心。都城设计中的轴心制虽可能步自北魏洛阳始，但北魏洛城设计无疑义地直接影响了唐代的长安。因为唐代长安皇城及宫城占全城最北部的中央，所以由皇城南垣中点一直向南的朱雀门大街便成了全城最重要的轴心。这是南北的轴心，街东属万年县，街西属长安县。后代京都及一般城池的设计，虽因地形关系不一定能像唐代长安中分的整齐，在可能范围以内总多少采取这种轴心的原则。在我国都城设计史上，这重要的轴心原则虽未必创始于北魏洛阳，至少是经由北魏洛阳才趋确立而普遍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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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划坊里制的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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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里两字由来甚古，但大规模、有计划、相当整齐的坊里制则创始于北魏的洛阳。据《魏书·宣武纪》，公元501年秋采纳了广阳王嘉的建议，征发了畿内五万民夫筑建大批的坊里。根据“四旬而罢”一语，这次的工作大都应是圈划二百二十坊里的经界和赶造若干坊里以应迁洛皇室、胡汉贵族和官吏的急需。前此附郭当然已有贵族和官吏业经兴建的第宅和若干庶民的聚集，此后才一律划归坊里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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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记》云东郭极限三门，有郭门三道。这暗示至少东郭极限有围墙，至于是否南、西、北三郭极限都有围墙，无法确知。不过北垣以北一里稍多即是天然屏障芒山，南垣外数里伊洛之间地形甚不规则，是否有围墙，尚当存疑。《伽蓝记》和上引任城王澄的奏章，都仅言城郭之分，并未有内城外城的称呼。我国历代对城垣建置，如皇宫、宫城、子城、内城、罗城、外城等等，均极注意，但现存北魏史料和隋唐以后相关资料都从未言及北魏洛阳附郭有外城。短短四旬之内，赶造不少坊里又完成周围大约七千魏里的城垣，是不甚可能的。想象中《伽蓝记》中所暗示东郭的围墙必非正式的城垣。森鹿三认为公元501年以后北魏洛阳便有了“内城”和“外城”，似尚待详考。为审慎计，我们应袭用城郭两字以兹分辨洛京城垣内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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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01年虽划出了二百二十坊里的经界，当时大多数坊里尚未营建，甚至还没有名称。《伽蓝记》所述中书舍人常景的事迹即系明证：“景……正始（504—507）初，诏刊律令，……又诏青州刺史刘芳入预其议，……又共芳造洛阳宫殿门阁之名，经途里邑之号。”[52]综检《伽蓝记》全书，洛都郭内里名仅得三十五。惟内中皇宗所聚居的寿丘里是一总称，实际包括东西宽达二里，南北长达十五里的整个区域，应约合三十普通坊里之数。西郭洛阳大市本身包括八个坊里，不应另计；但南郭伊洛之间另有四通市，东郭尚有洛阳小市[53]，连同内城八个坊里，共总不足七十八，约当总数二百二十之三分之一弱。《伽蓝记》所举郭内里名可能不甚详尽，但列举之数与计划营建之数相差很多，这至少反映自坊里制初创至迁都邺城的三十几年间，洛邑全境之内必有不少空地未曾作城市性的利用，都还是原野蔬圃。此点《伽蓝记》虽未明言，但不是不合理的猜测。试以唐代长安为例，虽历充帝都垂三百年，城内南部约三分之一的坊里仍是空旷少有人居[54]。近代南北两京，尤以南京，城内旷土之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以北魏都洛为期之短，洛邑全境幅员之广，《伽蓝记》所列郭内业经建置坊里之数，实际上已颇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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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都城地理空间利用的制度，北魏洛阳的坊里制对隋唐东西两京有直接的影响。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引章述《两京新记》东都洛阳：“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55]唐初武德七年（624）虽规定每步由六尺改为五尺，但唐洛阳城初筑于隋大业元年（605），似乎隋唐洛阳的坊仍是每步六尺。所以唐洛阳的坊的建置形式和单位面积与北魏洛阳的里完全一样。唐长安因地制宜，城内坊有几种大小。徐松引吕大临长安图：“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东西二门，纵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各广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各广四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门，广各六百五十步；南六坊，纵各五百五十步；此六坊，纵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面各二门，四面街各广百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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