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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隋唐两京的坊制是直接师承北魏洛阳的里制。惟一基本的不同是北魏洛都兴建比较仓促，大多数坊里都在外郭，而隋唐两京却把所有的坊都设在城内。唐长安城区面积已经超过三十方英里或二百三十五方清里，再加上大明宫，总面积和北魏洛邑城郭极限的面积略等。这不像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隋唐根据北魏洛都的经验和未竟之业，定下了宏远的规划，将首都城垣造到极大限度，以应长时期发展对地理空间的种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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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北魏洛都的坊里制绝不仅是京都土地利用的制度，其最主要特征是京都全盘的社会经济设计。依照当时的社会阶级观念，北魏政府将洛阳城郭坊里划成若干社会经济性能不同的区域。因此，北魏洛阳的坊里制充分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重要特征，前此研究北魏洛邑规划的学者都未曾作有系统的研究。《伽蓝记》对北魏洛阳坊里之间的区域性，叙述最详，也最精彩，值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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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记》全书所列半数以上的坊里都是划归统治阶级居住享乐而用的洛阳城区北半部大体是宫苑区，在坊里制以外（除去延年里）。南半城有九寺七里，全都是统治阶级的禁脔。从灵太后胡氏所建的永宁寺，“僧房楼观一千余间……营建过度”；清河王怿所立的景乐寺，“常设女乐，歌声绕梁，……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并有“奇禽异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以至苞信县令段晖舍宅所立的光明寺，无一不是专供贵族和官吏玩赏的。洛阳全城八里之中，延年、永和当世名为“贵里”，为达官显宦之所聚；就是比较不奢侈的衣冠、凌阴、治粟等里也都是府曹属吏的住宅[57]。城内当然有不少为统治阶级驱役的人，但不见一般庶民栖居的痕迹。整个城区的政治和社会性能是统治的，经济性能是消费的、“寄生的”。这种纯消费和寄生的最明显表征就是全城无一市场，所有生活享受之需由附郭、全国，甚至异域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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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内统治阶级集中的区域，在东郭为晖文、敬义、昭德、孝敬、孝义、景宁等里[58]。洛城以南，洛水以北的区域，有汉国子学、明堂、辟雍、灵台、孝文帝所建的报德寺，宣武帝所建的景明寺等寺院，和“居止第宅，匹于帝宫，……僮仆六千，妓女五百”的高阳王雍的第邸[59]。西郭最西部，北起芒山，南临洛水，“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利，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60]。这些附郭坊里的社会经济性能与城区的坊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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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庶民居住营生的区域，在东郭北部有建阳、绥民、崇义等里，在东郭偏东部分有殖货里和洛阳小市[61]。但大多数庶民工商集中在西阳门外御道南北由八个工商专里所构成的洛阳大市。这些工商专里颇有行业集中的现象。例如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延酤、治殇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槨为业，赁輀车为事”。余如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与洛阳大市毗连，另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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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水以南划成为南朝降人和异域远邦归附经商的人的专区。《伽蓝记》所数最详细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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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下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停。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之永桥市。[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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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中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方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之鱼鳖市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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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东郭的殖货里和洛阳小市是民间次等的市场。主要的市场在西南两郭，除供应一般人民日用所需而外，还供应统治阶级比较奢侈的和技艺上的需要。至于洛京城郭十万九千余户的食粮，绝非郭内及邻近郡县所能供应，大多有赖北魏政府的漕运。《水经注》：“大城东有太仓，仓夏运船，常有千计。”[65]太仓以北，即晋朝常满仓原址，改为租场，“天下贡赋所聚蓄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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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北魏洛邑的坊里制反映当时的社会阶级观念，坊里之间区域的划分大部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与享受。里既有贵贱之分，当时人往往对所住区域有敏锐的心理反应。例如：“景明初，伪齐建安王萧宝寅来降，封会稽公。为筑宅于归正里。后进爵为齐王，尚南阳长公主。宝寅耻与夷人同列，令公主启世宗，求入城内。世宗从之，赐宅于永安里。”[67]随他同时归降的会稽人张景仁，原来住在吴人坊，但他耻于和其他南朝降人同住一区，后移居孝义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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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统治阶级分子对坊里区域的敏感。其实这种心理一般平民也不能免。《伽蓝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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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高祖名闻义里。迁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几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内，京师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城东北上商里，殷之顽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瓮子，人皆弃去住者耻。”[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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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北魏洛阳坊里之间区域的划分大体上也就是统治与被统治阶级身份的划分，所以庶民之富者不免在心理上，甚至形式上，起了一种反抗。《伽蓝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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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人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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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蓝记》又云：“神龟（517—518）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衣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71]可见洛都西郭富民对政府规制作心理和形式上反抗的，实不只刘宝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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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洛阳城内坊里既全部保留为统治阶级之用，四郭坊里之间区域之划分又大致根据社会阶级身份，则北魏洛都坊里之制与西汉长安宫室、衙署、市廛、民居之混杂交错者大有不同。这两种不同的都邑规划反映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现象与观念。汉初长安营建之际，六国胄裔早已式微，贩夫狗屠竟成将相，一般社会阶级身份观念本甚模糊。北魏迁洛同年之中，孝文帝下诏“制定姓族”，换言之，即是将鲜卑和汉族的统治阶级通盘的门第化、世袭化、品级化[72]。在“以贵成贵，以贱袭贱”的原则下，将全部社会各阶层，至少在法律上，予以凝结。甚至不赞同孝文帝这种将社会阶层全部凝结的汉人韩显宗，在他建议洛都规制的奏章里，都认为“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是“永垂百世，不刊之范”[73]。北魏洛阳坊里制中呈现出相当严格的阶级与身份的区分，自是情理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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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两京坊制，无论就地理空间利用或都城社会经济设计而论，大体皆遵照北魏洛都规制遗意。唐长安与洛阳坊里之间也有区域性和阶级性，并也有专业集中一区的现象。不但两京如此，即一般城邑规划亦系大体根据贵贱士庶不得淆混的原则。《旧唐书·食货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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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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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义的，唐初这项诏令不过是根据南北朝社会经济观念与经验而作的广泛原则和理想。此类法令原则和理想必与实际社会经济现象有相当距离，而且必无法长期严格实行于任何通都大邑。北魏都洛，前后不足四十年，已屡见“工商上僭”，禁限“竟不施行”。在特殊情形下，如安插成千的南朝降人，一时也无法按照阶级身份严格的划分区域。上引张景仁初住吴人坊，即是一例。此外，广义的统治阶级的最下层人士与一般庶民之间，身份阶层的划分本甚模棱。《伽蓝记》所述东郭建阳里，“里内士庶，二千余户”[75]，即系明证。然而正因为北魏都洛为期甚暂，所以法令原则和社会实况之间的距离尚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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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享国垂三百年之久。期间均田、府兵、租庸调制之弛废，土地私有、募兵、两税诸制之代兴，工商诸业发展因而促成举国上下之交相逐利，关中、齐、赵阀阅之渐次削弱，胡汉寒门之借戎伍科举而致身通显—凡此诸端，无一不对原有定制发生长期的侵蚀作用。降至赵宋，农商经济续有发展，社会门第业经销融，阶级身份日趋流动，故汴京里巷之间，第邸同闹肆毗邻，仕宦与庶万间擦，身份行业区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遗意尽失。甚而里巷形状面积亦无复后魏隋唐之整齐规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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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坊里之制，从初创到废替，前后四百余年，不仅是都城土地利用的方案，更是京师社会经济营划的核心。从这坊里制一隅，颇不难窥测中世纪社会经济演变的荦荦大端。所以元魏洛阳的坊里制确是中古社会经济史上一个富有意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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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圣诞前夕，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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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1963版，《大英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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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rl Stephenson, Borough and Town, A Study of Urban Origins in England (The 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3), pp.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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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页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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