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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洛阳城内坊里既全部保留为统治阶级之用，四郭坊里之间区域之划分又大致根据社会阶级身份，则北魏洛都坊里之制与西汉长安宫室、衙署、市廛、民居之混杂交错者大有不同。这两种不同的都邑规划反映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现象与观念。汉初长安营建之际，六国胄裔早已式微，贩夫狗屠竟成将相，一般社会阶级身份观念本甚模糊。北魏迁洛同年之中，孝文帝下诏“制定姓族”，换言之，即是将鲜卑和汉族的统治阶级通盘的门第化、世袭化、品级化[72]。在“以贵成贵，以贱袭贱”的原则下，将全部社会各阶层，至少在法律上，予以凝结。甚至不赞同孝文帝这种将社会阶层全部凝结的汉人韩显宗，在他建议洛都规制的奏章里，都认为“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是“永垂百世，不刊之范”[73]。北魏洛阳坊里制中呈现出相当严格的阶级与身份的区分，自是情理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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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两京坊制，无论就地理空间利用或都城社会经济设计而论，大体皆遵照北魏洛都规制遗意。唐长安与洛阳坊里之间也有区域性和阶级性，并也有专业集中一区的现象。不但两京如此，即一般城邑规划亦系大体根据贵贱士庶不得淆混的原则。《旧唐书·食货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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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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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义的，唐初这项诏令不过是根据南北朝社会经济观念与经验而作的广泛原则和理想。此类法令原则和理想必与实际社会经济现象有相当距离，而且必无法长期严格实行于任何通都大邑。北魏都洛，前后不足四十年，已屡见“工商上僭”，禁限“竟不施行”。在特殊情形下，如安插成千的南朝降人，一时也无法按照阶级身份严格的划分区域。上引张景仁初住吴人坊，即是一例。此外，广义的统治阶级的最下层人士与一般庶民之间，身份阶层的划分本甚模棱。《伽蓝记》所述东郭建阳里，“里内士庶，二千余户”[75]，即系明证。然而正因为北魏都洛为期甚暂，所以法令原则和社会实况之间的距离尚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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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享国垂三百年之久。期间均田、府兵、租庸调制之弛废，土地私有、募兵、两税诸制之代兴，工商诸业发展因而促成举国上下之交相逐利，关中、齐、赵阀阅之渐次削弱，胡汉寒门之借戎伍科举而致身通显—凡此诸端，无一不对原有定制发生长期的侵蚀作用。降至赵宋，农商经济续有发展，社会门第业经销融，阶级身份日趋流动，故汴京里巷之间，第邸同闹肆毗邻，仕宦与庶万间擦，身份行业区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遗意尽失。甚而里巷形状面积亦无复后魏隋唐之整齐规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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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坊里之制，从初创到废替，前后四百余年，不仅是都城土地利用的方案，更是京师社会经济营划的核心。从这坊里制一隅，颇不难窥测中世纪社会经济演变的荦荦大端。所以元魏洛阳的坊里制确是中古社会经济史上一个富有意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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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圣诞前夕，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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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1963版，《大英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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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rl Stephenson, Borough and Town, A Study of Urban Origins in England (The 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3), pp.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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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页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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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3），页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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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代学人中论汉魏洛阳古城，最早为William Charles White, Tombs of Old Lo-yang（Shang-hai, 1934）及Tomb Tile Pictures of Ancient China（Toronto, 1939）；劳榦，《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对洛阳宫苑方位甚有参考价值；森鹿三，《北魏洛阳城の规模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11卷，第4号（1952年2月）；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1958），对史实注释甚详；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1963），独详佛教史乘注释；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对分别正文子注，功力最深。凡本文所引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皆以徐本页数为依，不另详版本及校刊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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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纽约出版家John Wiley近年筹出历史都会专刊数十种，上起希腊、罗马，下迄当代纽约、伦敦，西方名都大邑，囊括殆尽，惟苦无人撰写中国历史名城。屡度坚约，情不可却，因允撰《十八世纪之扬州》一书，以介绍我国传统城市之设计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面。为促进西方读者了解我国传统城市之若干特征，除与西方历史都会略加比较外，并须扼要分析我国古今若干城市之面积，设计与性能。翻读当代有关北魏洛阳论著之后，深感其中若干问题非特极富兴味，且有待进一步之考订，因有是篇之作。偶然成章，实远出原拟写撰计划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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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后汉书》（四部备要本）卷29，页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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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创刊号），页9—21，并附图片多帧。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页117—136，附地图及图片。本文以下引证阎氏此文，一律简称“阎文”。再阎氏另有《隋唐东都城的建筑及其形制》，《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4号），亦有一小节讨论北魏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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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洛阳伽蓝记》，卷3，页2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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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选》（世界书局，影印嘉庆重刊淳熙本），页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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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阎文，页135，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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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上，页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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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页65；曾武秀，《中国历代尺度概述》，《历史研究》（1964年第3号），页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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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艺文书局影印殿版卷48，页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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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艺文书局影印殿版卷16，页29下及页3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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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近年大陆考古勘查报告，另详见页416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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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怀氏地图，证以阎图，南、东、北三垣皆系猜臆而绘，南城垣远在今日洛水之南，故长度无一不错。最有趣者，按怀图量算，洛城面积恰与晋《元康地道记》之“三百顷十二亩有三十六步”合。想系就西垣一部实测，再取《地道记》城积臆凑而成，故未尝将文献中长度及城积数字互证也。按怀氏半生精力用在为其母邦购攫我国古物，原非真正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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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藕香零拾》本卷2，页17上及卷3，页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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