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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康熙1672山西《河津县志》，“玉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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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康熙1677河北《清苑县志》，“玉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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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康熙1683浙江《天台县志》，“玉芦”，“广东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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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康熙1695云南《宁州志》，“玉秫”，“玉膏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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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屈大均，《广东新语》（序1700），“御高粱”，“玉膏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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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康熙1711《盛京通志》，“玉蜀黍，今土人呼为包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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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蜀黍在我国早期传播历史中最大的漏洞是四川和贵州。明代南部西番的最重要的茶马市在成都西南的雅安、荣经、汉源一带；云南很多土司经常贡方物也要北上经过四川。不幸地，万历1619和康熙1671的《四川总志》，物产之部根本不提谷属。明清之际，张献忠在四川的活动，当然严重地影响到四川人口的锐减，地方志大批的编纂当然更提不到了。四川稳定之后，若干地方志书仍受《四川总志》的坏影响，忽略谷类。我们可以肯定玉蜀黍明亡以前已经在四川四周丘陵、高山的边缘扎下了根。明末以勤王著名的女土司秦良玉的根据地石柱（位于四川的东南角落），便以玉蜀黍为主要新的粮食作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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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中，乾隆1741的《贵州通志》当然要算相当晚的资料了。此书的物产部分对玉蜀黍、甘薯、落花生依然一字不提。爱必达在他的《黔南识略》（1749）卷1，“贵阳府”，页12下，才说明：“山坡硗确之地，宜包谷。”道光1841《遵义府志》，除在物产卷中列有玉蜀黍、甘薯和落花生外，另有一段追叙（卷16，页14上）：“‘明绥阳知县毋扬祖利民条例’：‘……县中平地居民只知种稻，山间民只种秋禾、玉米、粱、稗、菽豆、大麦等物。……’”可见在贵州北部玉米在明代早已是山地的杂粮之一。这部《遵义府志》卷17，页2下，续论道光年间玉蜀黍在当地农作物中的地位：“玉蜀黍，俗呼包谷。……岁视此为丰歉。此丰，稻不丰，亦无损。价视米贱而耐食，食之又省便，富人所唾弃，农家之性命也。”事实上，玉蜀黍在贵州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到18世纪后半和19世纪前半，已成为全省山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贵州诗人郑珍（1806—1864）的《玉蜀黍歌》就最足说明玉蜀黍在贵州农业生产上居有支配的地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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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1733《广西通志》卷89，桂林府记有玉蜀黍，卷92，浔州府“玉米各州县出”。雍正1734《山西通志》和雍正1735《陕西通志》都以“玉蜀秫”为常产。西北早期方志较少，但乾隆1736《陇西志》和乾隆1788《皋兰县志》都有“玉麦”。道光1832《兰州府志》卷5，页30上，更进一步说明：“玉麦……则处处产焉。”康熙1711的《盛京通志》即已载有玉蜀黍，乾隆1781的《热河志》中的“包儿米”绝不是新引进的，而是已有一段种植的历史。从玉蜀黍在全国传播的概况看来，四川在明末清初的一大空白，完全是由于文献的疏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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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将各地玉蜀黍俗名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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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玉蜀黍（正式植物学名称，始于《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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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御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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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玉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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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番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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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番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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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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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玉芦 康熙1683浙江《天台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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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玉芦穄 乾隆1750江苏《如皋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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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玉芦秫 乾隆1748江苏《淮安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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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广东芦 康熙1683浙江《天台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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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御高粱 屈大均，《广东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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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玉膏黍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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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珠穄 光绪1892浙江《永康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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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玉豆 光绪1885山东《日照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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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玉粒 咸丰1851贵州《安顺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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