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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民国1930《吉林通志》卷33，页11下：“近有海外土豆，皮淡红色，大于中产。又高丽土豆，黄、白色，但其味均不甚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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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民国1933《黑龙江志稿》（伪满编辑）卷14，页10下：“土豆，其形如芋，巨者类芋魁。……一名马铃薯，红白黄三种，邑多白者。……立夏种，八月掘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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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下清末民国福建方志数种，内中叙事，似隐示西方传教士往往一再引进马铃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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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光绪1903福建《闽县乡土志》，第4册，页323下：“洋薯，种自欧洲到。苦竹等处广种之。状圆，不甚甜，颇可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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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民国1919福建《政和县志》，“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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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民国1929福建《霞浦县志》卷11，页1下：“近有自法国来薯种，百日熟，年可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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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民国1929福建《建瓯县志》，“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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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以上方志及其他记载，凡土壤贫瘠，气温较低，其他粮食作物不易生长的高寒山区，却成了马铃薯传播繁衍之区。它自始即是贫民的食品，三百余年内对我国瘠土的利用，发生很大的功效，这功效部分地可从下表中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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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世界马铃薯生产概况（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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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马铃薯生产概况（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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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official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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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AO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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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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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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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前因多方面治中国近古人口史，我在研究的较早阶段已经发现，近千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长期的“革命”。第一个革命开始于北宋真宗1012年后，较耐旱、较早熟的占城稻在江淮以南逐步传播。“早稻”、“秈稻”的品种越来越多，水源比较充足的丘陵辟为梯田的面积越来越广。这不但增加全国稻米的生产，并因早熟之故，不断地提高了稻作区的复种指数。虽然农业生产的进步经常是逐渐、缓慢的，但是早熟稻在近千年中对粮食生产积累影响深而且巨，不愧生产“革命”之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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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为近千年来，我国第二个长期粮食生产的革命，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这个革命的开始是16世纪，比第一个革命要晚六百年。美洲四种农作物，花生、甘薯、玉蜀黍、马铃薯传华四百余年来，对沙地、瘠壤、不能灌溉的丘陵，甚至高寒的山区的利用，作出很大的贡献。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产国，产量占世界的83%；是仅次于美国的玉蜀黍生产国；是仅次于苏联的马铃薯生产国；是仅次于印度的花生生产国。1990年代中期，中国花生产量已超过六百多万吨，居世界首位。我国玉米产量超过三千万公吨，是次于稻米和小麦的第三重要粮食作物。解放后薯芋以4斤折算粮食1斤，近年好像每5斤才折成1斤[24]。以新率折算，甘薯的产量相当二千二、三百万公吨粮食，马铃薯相当七百几十万吨粮食。这三种美洲种的杂粮作物总共相当六千万吨粮食，占全国广义粮食总产量的20%以上。1973年花生产量是270万吨，比油菜籽的产量多一倍多，花生与大豆同为我国最主要食油的来源。这四种美洲作物长期间对我国农业生产的积累影响，不得不谓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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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年前当我逐步写撰时，我已观察到这两个长期的粮食生产革命至今仍未终止。事实上，比较高产的玉蜀黍，自18、19世纪，在华北平原上即不断顶替了较低产的，如各种小米、高粱之类的旧作物。甘薯也是不断地顶替了中国土生的山药和他种薯芋。另外，特别是解放以后，随着水利的兴建，水稻的种植面积也不断地扩大。美洲作物中，甘薯的种植面积近年来可能已接近“饱和”，但马铃薯的种植近年来推广相当快，尤其是在东北和北方边疆的省区[25]。所以本文所讨论中国粮食生产史的这一篇章，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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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文的历史重点，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尤其是自1683年平定台湾完成统一到1796年川陕白莲教起义这一百多年，确是一个鸡犬相闻的太平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康乐”时代，也就是耶稣会士和当时欧洲哲人所盛称的“仁慈的专制”时代。这种“仁政”和当时较有利的粮食生产与经济条件配合的结果，就是人口爆炸。1683年左右人口的总数不易精估，应在1亿与1.5亿之间。到了1800年全中国的人口已达到3亿，经济条件早已开始恶化，但人口的动量还是把人口提增到1850年的4.3亿。正是当人口开始爆炸的时期，东南沿海“过剩”的人口便逐步西移，先后开发了长江流域腹地的丘陵，随即集中向湖北西南部山区，自陕甘边境往东秦岭以南整个汉水流域的山区，和四川盆地边缘的山区迁徙。这些山区大面积的开发，主要是仰赖玉蜀黍和甘薯不断的传播。“大抵山之阳宜于苞粟，山之阴宜于番薯。”[26]于是长江腹地大片的原始森林被砍伐，大片的处女山地被辟为玉米田和甘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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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的山田，土壤肥沃，连年丰收，但迟早要引起水土流失的问题。江西西北部多山的武宁县，就是较早的例子。余腾蛟（乾隆1745进士），在1760年代退休还乡后，曾讨论山地问题的严重（同治1870《武宁县志》卷8，页3上下；卷22，页2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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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民垦山，深者至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堙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今……诸处，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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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徽州一带，至晚从乾隆年间起，已有上万的“棚民”来自本省的怀宁、潜江、太湖、宿松、桐城，甚至来自浙江的温、台两府。此外还有“随时短雇帮伙工人，春来秋去，往返无定，多少不一”。道光1829《徽州府志》卷4之2，页42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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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其初租山者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民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鹜。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余至三十年，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他山。以致沙土冲泻，淤塞河边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