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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卷315，页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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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廿余年前翻阅《清代笔记丛刊》，遇此纪事，印象甚深。惜撰稿匆匆，遍检旧筴，一时未能寻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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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全歌引在道光1845《黎平府志》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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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Berthold Laufer, 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 Part I: The Potat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1938)．此系洛佛氏晚年成熟之作，卒后四年，始行刊印。所用原料比较翔实，然亦不免错误及遗漏。所引西文资料，颇可补中国文献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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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引在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ondon, 1903), 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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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Laufer, 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 Part I: The Potato,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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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同上，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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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关于早稻对中国粮食生产的长期影响，详见Ping-ti Ho, “Early-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ies, Vol.9, No.2 December,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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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马铃薯育种和良种繁育》（北京：农业出版社，1976），页5，南方“利用冬闲地种植两季马铃薯平均亩产五二三〇斤，折合粮食一〇四六斤……”，所以5斤折粮1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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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马铃薯育种和良种繁育》，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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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同治1873江西《玉山县志》卷1下，页24下。这个综述最简练，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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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无刊印年份）卷26，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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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道光间川、陕、鄂山区数百万移民的生活与治安问题，讨论最详细的是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道光1840刊本）卷82，全卷，尤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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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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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十五篇论文，最早一篇《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刊于1965年，最末一篇《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完稿于2010年，前后历时四十五年。十五篇论文中，除了《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及《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两篇外，其它十三篇都发表或完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何院士二次荣退后近二十年间，这历程充分反映了何院士治学取向的前后转折，具有极不寻常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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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洛阳城郭规划》一文刊行前，何院士的研究对象侧重于明、清，本文是他踏足于明、清课题以外的成果，也是去国多年后首篇以中文撰写的学术论著。《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则梓行于1978年。上述两篇论文而外，其它十三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或取径都与先前的研撰不大一样。除《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一文外，其它十二篇论文探讨重点明显聚焦于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的思想及制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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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院士在其教研生涯的头五十年间，尽量避免涉足思想史领域的主要考虑是：如自青年阶段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对部分思想史家的治学方法，他也无法接受；他认为这些思想史家学问上“思考之单轨与见解之偏颇”，甚至“不断地以自己的新义诠释古书”，“语境跳跃”，“专找‘歧出之义’作为突破口而任意大转其弯的论证方式”，以及因坚持发扬儒家“原来理想所具备的正面价值与方向”，而无视或避免讨论儒家思想中的负面影响及作用，对儒家思想内涵往往过分“美化”、“净化”，甚至”宗教化”。在芝加哥大学退休前十年，何院士面对各种困顿，开始自修西方经典哲学及当代哲学分析方法，并孜孜埋首于中国古代经典及其注释，不断思索，以期对先秦思想、制度及宗教方面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并对部分思想史家的治学方法及著作予以严肃的批判。从1991年起，他便毅然跳进先秦思想、制度及宗教等领域而义无反顾[1]；针对上述的不正学风，《“克己复礼”真诠——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治学方法的初步检讨》一文，既为何院士进军中国古代思想史领域吹起战斗号角，形成一股阻吓力量，对学界歪风迎头痛击，也为接踵而来他所撰写的多篇饶富原创性的考证论文掀起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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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何院士的论文及专著俱以英文发表；他的不少重要而富开创性的论文，发表于欧、美第一流社科刊物，如American Anthropologis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及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等，影响深远，不以研治中国历史者为限，而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及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二书更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基石之作，不单在国史上，甚至在世界史上也极具重要意义；前书更是二十世纪华人人文社科方面唯一引起英国《伦敦泰晤士报》（1960年2月12日）主要社论论及的书籍，西方重要历史及汉学期刊对该书的书评即多达二十余篇。从去国直到《北魏洛阳城郭规划》问世前，他没有用中文撰写过任何著作。向先秦思想及制度领域进军的历程中，何院士作出一个重大决定：这类研究的一系列论著只用中文撰写。他的权衡是“生平主要英文著作在华语世界读者有限（尤其是在大陆），更由于年事日高，自觉有节省精力的必要。——如果研究成果真有原创意义，迟早还是可以在西方汉学界产生影响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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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史学家，何院士并不以考证为满足，盖他坚持“考证是治史必要的方法与手段，治史最终目的是综合”。唯就收进本书的相关论文所见，除《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一文，基本上为大综合及大诠释之作外，其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及制度的著作，与前期相较，明显看出确实在考证方面着力尤多，其中《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从张载的〈西铭〉谈起》一文，他更毫不讳言是“采取生平罕用的大题小作法”。何院士强调考证的基本原则及方法系于常识和逻辑，突破性考证“有时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与扩展考证视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平素多维平衡思考的习惯”[3]。事实上，何院士对多样史料的严格考证、甄别，以及平衡合理的运用，无不充分反映于书中相关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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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院士早期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几近竭泽而渔搜罗史料见长，取径较偏重于宏观综合。他完成博士论文后，于1954年发表的第一篇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文《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4]，即引用罕见乾隆《两淮盐法志》中的《成本册》及盐政高恒的私人文件，在研撰《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及《明清社会史论》时，数年间翻遍北美各大图书馆所藏近四千种方志，并尽力搜集登科录、同年齿录近百种。单是玉蜀黍一项，《美洲作物》一文中所列举的俗名便多达65个，就是何院士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近三千种方志中爬梳所得的成果。在中国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从国内外翻印各种珍稀的史料前，何院士所用的原始史料，不少为海内外难得一见的孤本秘籍[5]。近时的先秦及古代史撰著，虽受益于近三十年来山东临沂出土的大量兵书、残简，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和其它古籍的发现，但史料方面主要还是取资于每人都能用到的材料。难得的是，何院士却说出绝大多数学者不能说的话，发前人之所未发，难度比前期研究明、清史时更高，唯成果及业绩则不遑多让，因这类课题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并不取决于史料搜集的多寡珍稀，而主要取决于方法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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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院士决非寻常的历史学家。他一向以选题攻坚享誉学林，力主研究大题目，解决基本大问题，不屑作二流题目，认为浪费时间及精力。在人文历史领域内，连续钻研基本大课题的难度甚高，但何院士在其漫长而卓越的学术生涯中，再三向高难度挑战，将国史研究带进一个累累硕果的纪元，对重新描绘历史面貌贡献良多。本书所收论文中，北魏洛阳城是中古史第一等的课题；美洲作物的讨论对象，就是中国近千年以降，开始于十六世纪，美洲四种农作物，花生、甘薯、玉蜀黍及马铃薯传入的第二个长期粮食生产的革命；老子年代是先秦思想史上困惑历代学人的最为关键的大问题，也是最为顽强难攻的堡垒，即便是这基本性关键课题中所要澄清的枝节问题，如太史公司马迁行年考，本身便是国史上的第一等专题。至于以坚实的新考古及文献数据，阐明产生“宗法基因”文化的自然环境和物资基础，初步证明恩格斯影响深远的“家庭、私有制、国家”三大人类历史演进阶段，并不适用于古代中国，进而考释华夏文化中“宗法基因”一直在传统及当代中国发挥主宰的作用，被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已故讲座教授邹傥认为是何院士“近十五年来最重要的论文”的《华夏人本主义文化》一文[6]，更是一等又一等的最上乘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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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当代学人对上述部分相关课题的著述堪称汗牛充栋或已有相当业绩，发前人未发之覆为极高难度的挑战；何院士因早年学习西洋史时便已养成不同文化（intercultural）及历时（diachronic）两种比较的习惯，故能拓展历史视野，启发新思路，治学勇中有慎，胜义纷陈，探骊得珠，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每能带给读者意外的惊喜。难得的是他所讨论的都是国史上的重大课题，却能从大处着眼，掌握主要线索脉络，而不拘泥于枝节，见树不见林，致为史料淹没；他虽旁征博引史料，但决不迷信史料，不单考释史实，也考释史料。他以合理适中的篇幅把纷乱如麻的史实清厘还原，深得史家要删割爱之旨。可以这样说，书中大多数论文，专就方法论批判古史研究中，默证的极端应用，误以为治学态度严谨，而致方法失之偏颇的《“天”与“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别运用方法示例》一文而外，事实上都是史学方法课程（特别是内考证部分）的理想实习资料，为后学指引迷津，好学深思者，定可从其论著中学到真正的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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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洛阳城郭规划》文中，何院士纵横交错，先从比较观点及世界史视野，直指唐代长安城垣所占面积（逾三十方哩）远大于西、东罗马帝国两个京城（罗马及君士坦丁堡，各仅九方哩）及13世纪末伦敦（仅半方哩多），由此可推知直接影响唐代长安都城建置的北魏洛阳面积及规划。这两都城规模宏大，“不特在我国历代帝都之上，且为工业革命前人类史上所仅见”。接着经历时比较，从中国都市长期演变中，点出北魏洛阳城的中轴意义这一前人所忽略的重大发现：北魏洛阳坊里制主要特征是四郭坊里之间的划分大致以社会阶级为依据，这种“寺署有别，四民异居”的规划大有别于西汉长安宫室、衙署、市廛、民居杂处，正反映出两个时代的社会观念及现象；唐、宋以降，随着经济发展，阶级身分日趋流动，汴京“里卷之间，第邸同闹市毗邻，仕宦与庶万间擦，身分行业区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遗意尽失”。故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Arthur F. Wright致函何院士，盛赞此文“考证细密，叙事有条有理，描写洛都生活文笔生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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