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965922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一文中，何院士对儒家学说的要旨作了严肃的新反思。对华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及反思后，以张载《西铭》为窗口，上溯至《易传》及董仲舒，旁及二程及朱熹等理学宗师，通过对史料的精读及仔细推敲，尽可能以周密平衡的理性思维，加以考释评估，得出与绝大多数当代思想家及新儒家截然不同的结论——“秦汉以降的儒家的宇宙本体论是宗法模式的”；张载《西铭》冠冕堂皇词语的深层意义实质是为专制帝王的合法性作形而上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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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24 书中所收一系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文中的一大特色为，既有微观的细致考证，复有宏观的通识综合，考证处处与综合相结合。因涉及的都是基本大课题，何院士极重视论证的积累，务必搜罗大量多样的相关史料作为基础，决不以孤立证据立论。《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一文中，他深入钻研西汉官制后，重新鉴定《史记》与其它古籍内的相关数据，通过探索太史公父子的师承，抽丝剥茧地穷究老子谱系，以解决这一扑溯千古，重要而棘手的课题；何院士并在细读《史记·太自公自序》后，敏锐地观察到王国维极具影响力的《太史公行年考》论证的严重失当；司马迁生年应为前135年，而非王氏所主张的前145年。笔者感到文中论述司马谈为其早慧爱子教育用心之苦古今罕见，相当程度上或为何院士对其尊人寿权先生为他的早期教育所拟定的方针的强烈感情投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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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26 在《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及《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两篇论文中，通过文字、专词、语义、称谓、思想内涵、命题与反命题先后顺序等多维度缜密论证，何院士得出先秦思想史研究中人所未言的结论，并为重新考订、分析、权衡与界定先秦、两汉政治哲学思想的“轴心”奠下坚实的基础。何院士认定《孙子兵法》成书早于《论语》至少半个世纪，实为中国现存最古的私人著述；经《孙子兵法》、《老子》、早期的儒、墨两家的多边相互验证，他发现《老子》在体用及思辨方法上都与《孙子》具有特殊的亲缘关系：人类史上《孙子》是最先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原则治国；淡化、缘饰《孙子》的坦白冷酷，愚民语句最为微妙成功者便是《老子》，辈份的正确定位应是《孙》为《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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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28 值得注意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的再认识》一文，是何院士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文字组主任刘雨合撰，也是何院士生平唯一与他人合撰的论著[9]。何院士一向认为西周年代考订是研治西周史的学人绝不应回避的严肃课题，也是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关注。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叶起国内进行的以厘清夏、商、周三代的年代为目标的大型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其中所呈现方法论及资料运用不当或严谨度不足而衍生的问题，文中提出有力的批判及质疑。何院士和刘雨对断代工程攻关所取得的业绩，特别是在测年技术方面，使用先进进口设备，测量精敏度极高的加速器质谱法（简称AMS），与其它技术如树轮校正曲线配合，1997年对陕西沣西遗址发掘出土的木炭、兽骨、炭化小米等标本进行测试，并参照晚商宾组卜辞中的五次年代月食进行核对，对过去各种偏颇主观说法作大规模删汰工作，将克商年代范围限定在前1050—前1020年间，予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他们对断代工程据传世文献如《国语》、《尚书·武成》及《逸周书·世俘》和出土数据运用方法的失当，特别是将古本《竹书纪年》肆意肢解后，所选出的武王克商确切年代为前1046年之说，则一一展开有力攻击。何院士和刘雨针对断代工程误信《国语》伶州鸠所称周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之说，经缜密论证后，对其中迷惑作如下澄清：“伶州鸠这段话所记的星象词句是典型的星象家的星占说，用春秋时代的人伶州鸠的口讲出战国人编造的故事来，这本身就近于胡言乱语。他所述的星象多是肉眼看不到，只能是推算出来的。”至于《尚书·武成》及《逸周书·世俘》，他们以现存这两篇文献，已大致被公认是合二而一的，但两者的干支历日、月相却颇有不同，疑点重重；他质疑“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使用这些历日、月相材料去推论伐商年”，“是不慎重，方法论上看也是十分危险的”。何院士和刘雨认为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这样在年代学上史料价值至高的史籍，是研究的一大败笔。他们透过以古本《竹书纪年》与文献（特别是将中国有明确纪年的时间上推至西周初及其世系来源有自的《史记·鲁周公世家》）和天文现象（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商、周总积年，合于中国古代的“极端天象”［“禹时五星聚”］；该天象经中、美的天算专家测算发生于前1953年，约夏禹晚年）互证后，得出“‘武王克商年’无须舍近求远查考，可直接使用古本《竹书纪年》的公元前1027年”的结论。何院士和参与断代工程，并对西周史及金文资料至为熟悉的古文字学者刘雨教授合作，提出既有破，又有立，非常科学的精辟探析，可谓相得益彰。本文实为史学方法中内考证不可多得的最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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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30 《从〈庄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关怀》一文中，何院士以《庄子·天下》篇首中几个关键词，尤其是“道术”作切入点，探讨百家争鸣前，先秦哲学思想重心及其基本关怀。他发现“道术”一词，并非源于道家，而是初见于《墨子·尚贤上》；《墨子》所言的道术，根本为最现实功利的君王统治术。何院士一本严谨治学态度，检视《论语·子路》、《鹖冠子·天则》及《淮南子·兵略训》等文献，察觉都出现与《墨子》论道术文义相同的文句，指出“五重文本迭合的证据已足有力地说明先秦思想中的基本关怀，决不是对‘宇宙人生本原’的形上探索，而是不出日用人伦范畴的最现实的‘君人南面之术’”。《庄子·天下》所讳言的学派为孙子；何院士认为其中症结所在，实因孙子彻底奉行行为主义，其在应用方面对墨子的影响则为“不得不将孙武的行为主义全都加以伦理化”；这样墨子便对行将争鸣的百家产生一种“道义”上的威吓。影响所及，“迫得百家的理论都不得不披上道德、清静、无为、心性及其它形上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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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32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一文完稿于何院士去世前两年，其时他已年逾九十，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仍能以高度的历史想象力对“秦墨”这一千古历史迷团，拨云指日，提出缜密而具说服力的解释。笔者认为此文重要贡献如后：就战国史而言，史家咸认为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方奠定强盛基础；何院士则登高致远，直指秦献公才是其中关键。他在文中开端以历史文献如《水经注》、乾隆（1784）《韩城县志》，结合近代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从河西地貌揭示战国初期的秦魏之战的历史意义，秦献公即位之初的严峻形势，以及其如何藉墨者之助扭转局面，落实一系列军政新措施雪耻图强，商鞅变法不过顺其势而弘扬，凡此俱为研治战国史学者多所忽略，幸赖何院士心细如发，发前人未发之覆。就墨学研究而言，晚清以来，墨学复兴，名家辈出，在文本考订、思想史，以至军事史等领域俱有相当建树。唯何院士另辟蹊径，点出前人在墨学这一领域尚未能圆满解决的问题，如巨子制兴替始末、秦墨在秦国变法图强中的作用，以及墨家集团的命运——走向湮灭无闻，推陈出新，提出卓见。巨子制前人虽有所探讨，但因史料所限，语焉不详，点到即止；何院士虽受同样制约，唯因充分发挥史家技巧，以《吕氏春秋》几条相关记载为定锚，逐层剖析，从人所周知的史料切入，却能化腐朽为神奇，编织出一幅人所未悉的历史图像，提出目前为止最为周延的探讨。至于墨家湮没无闻的原因，《庄子·天下》篇及《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所言，俱有相当道理，见解却不如何院士从正反的异化辩证角度点出墨家与统治集团关系演变那样鞭辟入里。文中最后以汉宣帝一段话及毛泽东诗作为总结，画龙点睛，更能彰显课题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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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34 何院士谦称自幼因长篇背诵工夫太少，全不涉及文字、音韵及训诂等国学基本工具，以致“一生自幼到老的中文写作几乎都是质胜于文、理胜于文，自恨从来没有下笔万言流畅自然的才气”[10]。管见认为书中所收的历史论文，确是“理胜于文”或“质胜于文”，唯就涉及文学领域的《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一文所见，文中遣词、用字、造句饶富文采，兹摘录其中一段以见一斑：“亚当入世初醒，睡眼惺松之际，已发觉四周有平畴绿野、丘陵鸣泉、林木垂荫、百花锦簇、仙果累累、甘芳欲滴，真如原诗屡度综述，色（sight）、香（smell）、味（taste）无不具备，供他摘食享用。动物方面，猛如狮虎，驯若糜鹿，莫不和祥共处，各自成双，嗅吻狎昵。好一派春日迟迟，懒洋洋单身汉奈何不得的醉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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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36 何院士自承是个相当“傲慢”的历史学家，史学界每以“目空当世”或“目无余子”来形容他[11]。唯就书中所见，对论著成果确有贡献，或对其研究有所帮助的前辈、同辈，以至晚辈学人，他都一一予以称道。即便西方著名汉学家及人类学家Berthold Laufer于1906年所发表的“The Introduction of Maize into East Asia”一文，何院士认为虽是史料不足，不熟悉原始史料，不免错误和偏激之见的不成熟之作，但已显出作者“治学的魄力和权衡轻重的能力”。这样不吝对他人长处予以慷慨肯定及欣赏，尊重前人业绩，足证何院士具有十足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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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38 最令人感动的是，从何院士二次荣退，到他生命最后阶段的二十多年间，委身于一个新领域的基本大课题研究，奔波于图书馆查证史实及搜罗史料而外，其间所撰论文每字都亲自下笔为之，从不假手他人。如背后没有坚强及惊人的毅力与意志，特别是感情的驱力，这些论文实无可能以目前面貌出现。一些论文如《司马谈、迁父子与老子年代》及《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何院士更是精益求精，不惮一再修改。他以“老骥伏枥”来形容这一阶段，先秦思想攻坚所作的努力，实在贴切不过。书中博大精深的多面性研撰，引领后学徜徉并穿越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及制度领域攻坚的成果，虽尚不足以成为定论，但今后研治这方面的学者，或不赞同何院士所说，势不能回避书中相关论文的论点。就本书所见，笔者察觉何院士尚有如《董仲舒宦业系年考辨》等待刊文稿，企盼及早整理出版，嘉惠学林。在古往今来的万古历史长河中，尽管这位真正的学术巨人遽然逝去，他毕生耕耘的成果当能经得起时代考验，永垂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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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40 [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页407—408、44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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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42 [2]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52。按何院士近年唯一一篇英文论文是为驳斥日裔女史家Evelyn Sakakida Rawski于1996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卸职演说《清史再反思》而作。参见“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1998): 12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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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44 [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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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46 [4]“The Salt Merchant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1-2(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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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48 [5]即便上世纪五十年代，东西冷战方殷，中国大陆对外锁国，何院士依然致书北京图书馆，请其代为借取所需史料。“北京图书馆转来何炳棣自蕃古会［Vancouver］来书，欲借《永宪录》。”“北京图书馆专人持函取《永宪录》去，颇诧其轻率，然不能不予之。”分别见邓之诚，《邓之诚文史札记》（邓瑞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页1075，1958年3月28日条；页1076，1958年3月31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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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50 [6]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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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52 [7]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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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54 [8]有关何院士尊人为他早期教育所作的规划，参考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7—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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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56 [9]按：何院士在这领域最早的成果是四十年前发表的《西周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1973）。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后，何教授尚发表《古本〈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一文，载刘翠溶主编，《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台北；允晨文化股份实业有限公司，2006）。可惜这两篇论著没有收进本书。读者宜一并参看，庶能对何院士在这领域的业绩及成果有更全面及完整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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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58 [10]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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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60 [1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334、349；“何炳棣日前到台，将去香港，晚王雪艇［世杰］宴之于南港，论及美国之汉学家，颇乏好评，渠一向目无余子也。”见郭廷以，《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页697，1966年12月26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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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65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1701959830]

1701965966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 何炳棣教授履历及主要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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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68 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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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65970 1938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文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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