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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official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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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AO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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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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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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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前因多方面治中国近古人口史，我在研究的较早阶段已经发现，近千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长期的“革命”。第一个革命开始于北宋真宗1012年后，较耐旱、较早熟的占城稻在江淮以南逐步传播。“早稻”、“秈稻”的品种越来越多，水源比较充足的丘陵辟为梯田的面积越来越广。这不但增加全国稻米的生产，并因早熟之故，不断地提高了稻作区的复种指数。虽然农业生产的进步经常是逐渐、缓慢的，但是早熟稻在近千年中对粮食生产积累影响深而且巨，不愧生产“革命”之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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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为近千年来，我国第二个长期粮食生产的革命，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这个革命的开始是16世纪，比第一个革命要晚六百年。美洲四种农作物，花生、甘薯、玉蜀黍、马铃薯传华四百余年来，对沙地、瘠壤、不能灌溉的丘陵，甚至高寒的山区的利用，作出很大的贡献。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产国，产量占世界的83%；是仅次于美国的玉蜀黍生产国；是仅次于苏联的马铃薯生产国；是仅次于印度的花生生产国。1990年代中期，中国花生产量已超过六百多万吨，居世界首位。我国玉米产量超过三千万公吨，是次于稻米和小麦的第三重要粮食作物。解放后薯芋以4斤折算粮食1斤，近年好像每5斤才折成1斤[24]。以新率折算，甘薯的产量相当二千二、三百万公吨粮食，马铃薯相当七百几十万吨粮食。这三种美洲种的杂粮作物总共相当六千万吨粮食，占全国广义粮食总产量的20%以上。1973年花生产量是270万吨，比油菜籽的产量多一倍多，花生与大豆同为我国最主要食油的来源。这四种美洲作物长期间对我国农业生产的积累影响，不得不谓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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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年前当我逐步写撰时，我已观察到这两个长期的粮食生产革命至今仍未终止。事实上，比较高产的玉蜀黍，自18、19世纪，在华北平原上即不断顶替了较低产的，如各种小米、高粱之类的旧作物。甘薯也是不断地顶替了中国土生的山药和他种薯芋。另外，特别是解放以后，随着水利的兴建，水稻的种植面积也不断地扩大。美洲作物中，甘薯的种植面积近年来可能已接近“饱和”，但马铃薯的种植近年来推广相当快，尤其是在东北和北方边疆的省区[25]。所以本文所讨论中国粮食生产史的这一篇章，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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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文的历史重点，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尤其是自1683年平定台湾完成统一到1796年川陕白莲教起义这一百多年，确是一个鸡犬相闻的太平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康乐”时代，也就是耶稣会士和当时欧洲哲人所盛称的“仁慈的专制”时代。这种“仁政”和当时较有利的粮食生产与经济条件配合的结果，就是人口爆炸。1683年左右人口的总数不易精估，应在1亿与1.5亿之间。到了1800年全中国的人口已达到3亿，经济条件早已开始恶化，但人口的动量还是把人口提增到1850年的4.3亿。正是当人口开始爆炸的时期，东南沿海“过剩”的人口便逐步西移，先后开发了长江流域腹地的丘陵，随即集中向湖北西南部山区，自陕甘边境往东秦岭以南整个汉水流域的山区，和四川盆地边缘的山区迁徙。这些山区大面积的开发，主要是仰赖玉蜀黍和甘薯不断的传播。“大抵山之阳宜于苞粟，山之阴宜于番薯。”[26]于是长江腹地大片的原始森林被砍伐，大片的处女山地被辟为玉米田和甘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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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的山田，土壤肥沃，连年丰收，但迟早要引起水土流失的问题。江西西北部多山的武宁县，就是较早的例子。余腾蛟（乾隆1745进士），在1760年代退休还乡后，曾讨论山地问题的严重（同治1870《武宁县志》卷8，页3上下；卷22，页2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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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民垦山，深者至五六尺。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堙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今……诸处，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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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徽州一带，至晚从乾隆年间起，已有上万的“棚民”来自本省的怀宁、潜江、太湖、宿松、桐城，甚至来自浙江的温、台两府。此外还有“随时短雇帮伙工人，春来秋去，往返无定，多少不一”。道光1829《徽州府志》卷4之2，页42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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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其初租山者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民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鹜。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余至三十年，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他山。以致沙土冲泻，淤塞河边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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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06年官方即下令禁止垦山，最后1824年两江总督陶澍决定棚民租满退山之后，“不得仍种苞芦，改种茶杉，培蓄柴薪，以免坍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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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压力不断地增加，数百万的各省“游民”，自乾隆年间起，特别是在嘉道之际，蜂拥进入鄂西、川、陕边境、整个汉水流域的山区。因为对这些被挤到生活边缘的广大群众而言，这个辽阔险峻的区域是中国内地最后的农业边疆了。这区域主要的粮食作物先是玉米，辅之以甘薯，不久又增加了马铃薯，因为只有马铃薯才可以部分地“征服”贫瘠苦寒的高山地带。马铃薯在中国粮食作物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无疑地是最接近绝对“边缘”的粮食作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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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宁和徽州发生的较早的水土流失现象，在这个跨越三省的山区不知重现了多少次。同治1866湖北《建始县志》卷4，页8下至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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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改土［归流］以来［棣案：改土在雍正十三年（1735）］，流入麋至，穷岩邃谷，尽行耕垦。砂石之区，土薄水浅。数十年后，山水冲塌，半类石田，尚有何物产之有？！……建邑山多田少，居民倍增，稻谷不给，则于山上种包谷、羊芋，或蕨、蒿之类。深山幽谷，开辟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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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道光1843陕西《紫阳县志》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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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皆山，稻田不多。……浅山低坡，尽种包谷、麻豆。包谷即玉黍，有象牙白、间子黄、火坑子诸类。又高山所种有野鸡啄，苗长二三尺许，结包谷至低，鸡可啄食，故名。……洋芋……每根约芋子一二斤不等，有黑白二色，味甘而淡。又红蓣山间亦种以助粮。……但迩来民生日繁，地日浇薄，各粮所出，渐见减少。嗟我斯民，困苦将何所底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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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则和此区方志中大量的类似观察和案语，有力地说明在当时的技术水平，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都已达到了极限。由于水土流失，“报酬递减律”已经在新农垦区充分发挥作用了。川、陕、鄂山区居民的流动性和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治安的问题姑且不谈[28]，白莲教徒于1796年在这山区起义六年之久，起义结束之后此区仍处在长期动荡之中，实与此新辟农垦区的“报酬递减律”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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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作物传华四百余年来，对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确实引起了一个长期的革命。粮食生产革命和人口爆炸确是互为因果的。至晚在19世纪初叶，美洲作物已经推展到中国传统粮食生产的“极限”。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达到或接近“极限”之后，全国经济民生的脆弱和危险，自不待言。诚然，所谓的“极限”随着科技、组织、计划、执行的水准的提高而改变。无疑义地，新中国科技、组织、计划、执行的水准与嘉道之际的水准是不可同日而言的。但是今日人口的压力（据某些方面的观察与报道已达到九亿有半）较道光末年却也加了一倍以上。因此，本文所提供的大量历史资料，多少还应有些“古为今鉴”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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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8日午风雪中撰就，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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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ing-ti Ho,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 Chin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57, No.2, Part I, April, 1955; “American food Plants in China”, Plant Science Bulletin (Botanical Society of America), Vol. 2, No. 1, January, 1956;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d printing, 1969), Ch. 8, Section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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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rthold Laufer, “Not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ound-nut into China”,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Americanistes, xve session, 1906; L.C. Goodrich, “Early Notes of the Peanut in China”, Monumenta Serica, Vol. 2, 19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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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丛书集成》本，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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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丛书集成》本，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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