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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为羹,以木为胾,然至日晚必归饷,尘饭涂羹可以为戏而不可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悫,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为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外储说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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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仁义”看作“尘饭涂羹”,没有一点实际用处,只能随便玩一玩,作一种点缀,却不可用以治国。他不讲什么“仁政”,明显地反对均产,反对布施,而主张自由竞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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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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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白站在新兴地主的立场上说话,明白为他们自主兼并土地作辩护。照他的说法,地主都是由勤俭致富,而贫穷都是由于侈惰,活该。他不管什么顺民心不顺民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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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而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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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民众都看成傻孩子,什么也不懂,根本不要听他们。这和商鞅所谓“愚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所谓“智者作法,愚者治焉;贤者制礼,不肖者拘焉”一类的话,最足表现法家独裁专制的本色。他们都是独断独行,悍然不顾,一意进取,对于德化论者那些好听话他们都一脚踢开。韩非根本把人性看得极坏。儒家象孟子,主张性善,其主张德化自不必说。就连荀子,号称为性恶论者,但是他仍以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可以“化性而起伪”,并没有说人根本就不会好,所以他也仍然主张德化。韩非却不然了。他才是真正极端的性恶论者,把人都看得象鬼蜮一般,只知势利,纯是机诈,什么道德仁义,都不过仅有此说吧。他看君臣之间都是斗心眼儿。“上下一日百战。”甚至父母妻子都不可信,“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得半”,大概都被他的亲近者害死了。他说得真是骇人听闻。象这样世界还使用上“德化”了吗?本来周末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积古相传的道德礼教到此时都成废物,失掉了约束人心的作用。韩非是新兴统治阶级的代言者,其反对过时的“德化”空论那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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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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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实事求是的,有唯物主义者的色彩。他听言观行总要看有没有“功用”。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问辩》)言行必须以“功用”为标准,正象射箭必须有一定的箭靶子一样。如果“无的放矢”,不管射到哪里,那末随便谁都可以算是善射者了。他还打个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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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盲喑者穷矣。(《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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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实际考验,谁都可以鬼混,一考验,那些没真正本领的人就露底了。所以“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六反》)任何好名义,倘若经不起实际的考验,没有实际的“功用”,他决不信那一套。他极力攻击当时那种“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的不合理现象,反对一切“微妙之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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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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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攻战,则国何利焉。(《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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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严格地拿 “功用”甄别一切言行,一切虚文粉饰之习。他只知道富国强兵,一心一意,专务耕战。凡是和耕战无直接关系,无当于富国强兵之用者,一概不取。因此一切“微妙之言”,乃至“管商之法”,“孙吴之书”,以及“慈惠”“贞信”“修孝寡欲”,都在摈弃之列。这种极端严格的功用主义正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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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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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颇有一点历史进化观念,不象儒家的复古守旧。如商鞅说过:“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篇)这是法家的变法哲学,和儒家古今一理的见解显然不同,在韩非书中,这种思想发挥得格外透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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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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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居然提出个“新圣”来,把尧舜禹汤文武这许多古代圣王都加以否定,这种说法实在是尖锐,大胆。所谓“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所谓“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所谓“世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显然见得历史是变动不居的,和商鞅所说正是同样意思,他并且把历史分明划出三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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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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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讲三个时代的特征——道德、智谋、气力——比《商君书》中所谓“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开塞》)更为明确。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需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事业。还有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韩非不仅讲历史演变,并且还讲到历史演变的动力。为什么古代是那样,现在是这样?为什么历史要演变呢?在这里韩非提出一种“人口史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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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信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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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韩非的看法,古今的差异,根本上说来,不过是一个地广人稀,一个是人稠地窄。人口总是日渐加多,土地总是日渐嫌少,生活总是日渐困难。因此“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遂成为历史演变必然的趋势了。这种历史观,从现在看来,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某些情况。他明明说“仁义宜于古不宜于今”。何以故?古时人少,现在人多故。他明明替“今之争夺”辩护,说是“非鄙”。其辩护的理由归结到人口问题上。根据这种理由,对外不妨侵略,对内可以自由兼并,于是乎有所谓“耕战”政策。这些地方最能表现法家的新兴地主阶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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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第十一章 秦汉大一统与先秦诸子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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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以上各章,可以知道春秋战国的确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灿烂的时代。当时思想界五光十色,各放异彩。但是一到秦汉时代,忽然暗淡下去了。于是乎有人说,古代学术的灭绝,全坏在秦始皇的一把火。又有人觉得这样讲法未免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于是另提出许多理由来解释先秦诸子为什么灭绝,如“怀疑主义的名学”啦,“狭义的功用主义”啦,“专制的一尊主义”啦,“方士派的迷信”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总而言之,东拉西扯,专在枝叶上、表面上转圈子。其实先秦诸子果然灭绝了吗?我以为他们并没有灭绝,而只是转化;并且这转化的原因,既不在秦始皇的一把火,同样也不是专就思想论思想所能说明的。看第一章所讲,我们可以知道诸子学说是从周末社会大转变中自然涌现出来的。那末,随着秦汉间社会局面的稳定,而思想界也逐渐稳定下来,这不是当然的推论吗?诸子学说本来都各以某一个社会阶层的代言人而出现,那末,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它们的地位,它们的内容,也都起了变化,这不也是当然的推论吗?所以要考察先秦诸子的结局,必须从当时整个社会局面的变化,从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化上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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